红军三大主力的长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决定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的一支铁流，乃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核心区域即闽赣边区出发的中央红军。这支队伍，以血肉之躯阻挡了国民党蒋介石百万军枪弹，保卫着红色共和国党政核心领导人物和中央直属机关的安全转移，长驱二万五千里，创造了惊鬼神而动天地的“举国大迁移”的人间奇迹。

　　中央红军生长与活动的区域是当时被称为中央苏区的那块土地，也就是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瑞金为中心的核心区及其周边地区。在其全盛时期，中央苏区共设有60个行政县、约300万人口，其核心区是赣南17个县约187万人口，闽西10余县约100万人。在整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赣南先后参加红军的人数达33万余人，参加赤卫队、担架队、洗衣队等支前作战的达55万余人。闽西子弟先后参加红军的人数约10万人。闽西北的宁化、清流、归化（今明溪）、建宁、泰宁等县，以及粤东的大埔县和饶平县的部分地方，当时都隶属于福建苏维埃政府的地盘，也有不少子弟参加参加红军。

　　笔者在长期的记者生涯中，足迹几乎遍及上述所有地区。尤其是1992年冬至1993年夏天，笔者对闽粤赣边区进行了整整5个月的专题采访，发现：现今赣南赣州18个县（市）、724万人口，粤东梅州市7县1区、440万人口，闽西龙岩地区5县2市、271万人口，除了闽西的龙岩（40多万人口）、漳平（20多万人口）两市非纯客家市之外，其余都是纯客家县（市），城乡居民都是讲“客话”的客家人。也就是说，这三个地区的1400多万人口中，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客家人。这块土地，正是当年组成中央苏区的核心区域及其周边地区。不言自明：当年红军苏区是建在纯客家地域的；组成中央红军有生力量的正是客家子弟。

　　从1933年夏季开始，蒋介石调动100万大军、200架飞机对红军活动区域进行第五次“围剿”，以其中50万兵力对中央苏区重点用兵。当时抵挡蒋介石军队进攻的红一方面军连同地方武装只有10万人，以及赤卫队（民兵）20万人。由于把持中央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指挥战争中的错误，最终导致1934年10月间仓促决定红军主力撤离中央根据地，开始了大规模的战略转移——长征。

长征从闽西的长汀、宁化和赣南的瑞金、于都出发时时，中央红军主力约有八、九万人（连同后方机关人员）。1935年7月到达川西北毛尔盖地区同四方面军会合时，中央红军只剩下4.5万人，同年10月到达陕北时只剩下不到2万人，也就是说，中央红军主力的四分之三牺牲、失散或冻饿死亡在长征途中。这些为中国革命壮烈捐躯的热血男儿的大部分，是来自江西、福建的客家子弟。赣南的兴国、瑞金等县宣称：“长征路上，每一公里都躺着我县的一位烈士。”

在长征途中的的许多关键性战斗中，客家子弟表现出色，功勋卓著。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掩护中央纵队突围而受命前卫任务的是一军团二师。二师的政委刘亚楼、四团政委杨成武、五团政委刘忠、六团政委王集成等领导骨干都是闽西客家人。突破敌军第一、二、三道封锁线，抢渡湘江，四渡赤水，强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突破天险腊子口等等，使中央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摆脱险恶困境的战斗，所以能取得胜利，无一不是二师的功劳。

　　当中央红军突破第三道封锁线，到达湘江东岸时，蒋介石已调集40万大军布下大包围圈，企图以湘江为天然屏障阻止红军前进而聚歼之。当时指挥红军突围的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惊慌失措。在生死存亡的关头，五军三十四师的五千多名指战员毅然接受殿后重任，在无险可据的江岸开阔地带以血肉之躯筑成“人墙”，拼四与敌人搏斗，掩护中央纵队和红军主力透夜渡江突围。这五千精兵，从团、营以下各级指挥员、政治工作干部到广大战士，大部分是闽西的客家子弟。他们在恶战中，弹尽粮绝，寡不敌众，除少数人受伤被俘外，大部分人都英勇战死，在人类历史上谱写了最悲壮的一曲献身之歌。

　　早期的红军客家人占了多数量，这是因为历史的机缘，客家人参加红军的比例比较高，绝对数比较大，这似乎无法否认的。如果按照民系的比例，可能是最高的。这是血的代价换来得，以前听说过“湖南人出血”的说法，其实客家人在国共两军的牺牲，一直谈论的不多，而不是太多。

　　大家知道红军长征是因为红军无法在井冈山呆下去了，什么呢？那是外来的红军与井冈山的袁文才和王佐客家红军之争的结果。袁文才和王佐的被杀，红军在客家地区－－井冈山失去了民心。因此，红军只好逃出客家地区去长征了－－这个课题，目前在国内没有人敢做，我这里只是点个题，福建客家作家廖富荣的小说有所提及－－客家春秋。 [liu据刘锄《长征与客家人》载《客家纵横》（1996年第三期） 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