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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赣州·历史篇·五、明末清初……

加入时间:2005-5-10  点击:6498  [字体: ]

五、明末清初闽粤客家的倒迁入赣与赣南客家的现代格局

明嘉靖以后至清代前期,赣南各地不断有闽粤无业之民相继来居,石城、瑞金一带称之为“客纲”,上犹、崇义一带称之为“棚民”。因他们来自闽西、粤东客家居地,均操闽粤两系客家语,因此后来又被赣南“本地人”称为“客籍人”。现举有关谱牒和方志资料说明之。

宁都县固厚乡中心坑村《衙背黄氏九修族谱》载:黄氏于明嘉靖间从福建邵武禾坪村迁此。同乡楂源村《董氏重修族谱》载:董氏于明天启间从福建邵武迁此建村。对坊乡丘田村《清流长校李氏重修族谱》载:李氏于清顺治间从福建长校迁此建村。员布乡和平村《九都麦由余氏房草谱》载:余氏于清康熙年间从福建迁入。

上犹县安和乡陶朱村《刘氏族谱》载:刘氏于明嘉靖间从广东兴宁迁此建村。紫阳乡珠坑村《江氏族谱》载:江瑜英于明崇祯年从广东长乐迁此。金盆乡横岭村《郑氏族谱》载:郑氏于清顺治间从广东兴宁迁此;同乡金盆村《朱氏族谱》载:朱氏于康熙二十一年从广东兴宁迁此。双溪乡右溪村《戴氏族谱》载:清雍正五年戴氏从广东龙川迁此。又《上犹县地名志》载:双溪乡高洞庙前,黎氏于清乾隆间从福建长汀迁此。

定南县《莲塘廖氏三修族谱》载:廖姓先祖避五胡之扰而迁江南,先后于福建宁化、广东兴宁、长乐居住,明隆庆三年(1569年)迁定南。

南康县“全县共数百姓,聚族而居,多赣县信丰遂川兴宁河源客籍。”潭口“清初兴宁人徙来占籍者众,人坚毅刚武,任气尚勇,……”。

有关从明嘉靖年间至清乾隆年间闽粤客家倒迁赣南的谱牒资料和方志资料还很多,恕不一一列举。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一时期前后也有一些闽粤客民入赣,但他们的迁入是零散的,居住也是分散的,不像这一时期那样成群成批,自成村落。

这一时期闽粤客家入赣的主要途径,与先期客家宋末元初由赣南徙闽粤的途径大致相同,只不过是逆方向而已。即闽西的宁化、清流、长汀、连城等县客家越武夷山而西进至石城、宁都、兴国、瑞金、会昌、于都、赣县等县;闽西的武平、上杭等县及粤东的平远、蕉岭、梅县、大埔等县客家越筠门岭而北进至寻乌、定南、全南、龙南、安远、会昌、信丰等县;粤东的五华、兴宁、龙川、长乐等县客家则越大庾岭进入大余、崇义、南康、上犹等县。当然,三路客民在进入赣南后,还有过内部的交叉迁移,但其入赣的主要途径大体如此。

是什么原因造成闽粤客家的大批倒迁入赣呢?这应该从闽粤客家和赣南情况两方面来分析。从闽粤客家方面来看:

首先,客家本身人口的发展壮大是造成客民外迁的直接动因。如前所述,两宋时期,客家民系已在赣闽粤边区孕育形成。此后,宋末元初,由于受金人南下和元人入主中原之影响,客家人于是大规模由赣南东北部、中部向西南部转移;由闽西的西北部、西部向闽西纵深和东南南部转移。这两股势力并推进到了粤东和粤北。经过朱明一代的发展,粤东、粤北和闽西客家“系裔日繁,资力日充,而所居地域则类属山多田少,不足供用,于是,乃思为向外扩张。”要言之,壮大起来的客家为生计所迫,必须寻找新的生存空间。他们除向东南沿海地区和西南地区迁徙外,还有一部分人回迁到地广人稀的赣南。

其次,明嘉靖年间,东南沿海一带闹倭患,一些海盗集团与倭寇相勾结,组成海上武装劫夺集团,其中“倭居十三,而中国叛逆居十七。”他们在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猖狂劫夺财物,屠杀居民,掳掠人口,进行骚扰破坏。饱受战乱之苦的闽粤客家,为远避骚扰,一部分回迁于赣南安全地区。

第三,明末清初,由于满族人的入主中原,引起民族矛盾的激化,并由此带来一系列的动荡与战乱,也促使闽粤客家大批入赣。

先是,清军入关,在平定中原后,挥师南下,南明几个政权相继覆灭。清军的进攻矛头旋即指向浙、赣、闽、粤地区,铁蹄蹂躏之处,激起了广大人民的愤怒反抗。当清军进至粤东、闽西时,客家节义之士,多起而号召举义反清。迨至义师失败,遂多被迫散居各地,一部分退居“逼居东南,远在天末”的赣南,与赣南人民及先期转迁赣南的闽粤客民汇合一起,继续展开抗清斗争,直至失败而留居赣南。

接着,顺治十八年(1661年),当郑成功领导的反清义师退出江南入海后,清廷欲绝郑成功物资,颁布“迁海令”,封锁了沿海地区,令沿海居民内迁30里,向内地挤压,造成了“闽西人稠地窄,米谷不敷”,粤东“地窄人稠”的局面,人口与土地的再分配形成尖锐的矛盾,不仅爆发了民族之间的争斗,各居民集团之间的械斗也屡屡发生,于是一部分客民只好携家出走,另谋生路。

随后,康熙十二年(1673年)三藩甲寅之乱,东南一带又罹战乱。闽粤一带客民又离乡背井,或继续往南,或往广西、贵州、四川、云南,或北回入赣,四出奔逃。

总括这一阶段,闽粤一隅动荡战乱凡40余年,客家之民均为避难而入赣。如《上犹张氏族谱·汝珍公自述》云:“予原居粤东惠州府嘉应州小都村,本巨家大富也。自明季迭遭兵火,湮殁磨灭,仅存者十之一二。予父自康熙元年癸卯岁与伯父诸人挈家奔豫章,到时居住南安府上犹县枫树坝杨仙坑,又遇甲寅变乱,康熙十六年又来营前石溪隘桥头坝居住。”又《上犹张氏族谱·汇修家乘叙》云:“清初三藩叛变,蹂躏西南各省,而闽粤之民多流离于邻疆。及今考之,赣水东西之客民,十九皆间粤籍人也。我张氏派衍于曲江,繁殖于闽南,迨夫康熙初叶,迹避地而北迁。”

以上说的是闽粤客家方面的情况,即造成外迁的原因。那么,他们为什么会倒迁入赣呢?下面,我们再来看看赣南方面的情况和原因。

第一,如前所述,赣南是客家先民南迁的第一站,客家民系的摇篮地,许多迁往闽西、粤东的客民与赣南存在着远祖关系,如孙中山先生的远祖即在赣南宁都。“人穷返本”,这是人类的通性。闽粤客家在遭战乱或生活上走投无路时,自然会想起自己的“故乡”,想起自己的“远房亲人”。这样,赣南这块土地对他们来说也就特别亲切,特别具有吸引力。如崇义县鳞潭吴氏,据《吴氏族谱旧序》记载:唐末之乱,吴氏先祖于昭宗天复元年(901年)徙江西抚州,再迁江西南丰县,然后入赣南而至粤东。其十八世孙居广东嘉应州。清顺治间吴氏回迁赣南崇义县。又如上犹油石罗氏,据同治十三年豫章堂《罗氏重修族谱》载:其远祖珠公开郡豫章,唐时二十四祖崧公徙吉州。……了孙蕃衍,散居九邑。崧之后有由吉州而徙武宁赣瑞诸郡者,又有进而迁闽迁粤迁楚者,不一其地。油石罗氏始祖罗瑛原住址广东嘉应州万安县三图畲坑堡铺约宋坑甲井头柯树下。传至十五世奇凤,于清初康熙间由广东迁居上犹淡平隘。

第二,赣南原就地广人稀,宋末元初文天祥在赣州组织勤王之师,客家子弟纷纷参加抗元军队,如,宁都的连、谢、吴、唐、明、戴六大姓,就有几千人参加,赣闽粤成为抗元的主要战场。在抗元斗争中,赣南客家人死伤惨重。如,景炎元年(1276年),十二月,元丞相塔出及吕师夔率兵万余,进攻上犹县城,时任南安巡检的李梓发与县令李申巽及县城义士唐仁、刘渊子等率领军民守城拒敌,用弓弩铳炮等给来范之敌以沉重打击。元军重重包围县城达72天,攻城数十次,终未下。最后城中粮尽弹绝,李梓发告别祖宗家庙,率子侄47人自焚而死。许多义士及义民亦争相自焚、自刎、自尽。县令李申巽与元兵搏斗致死。城破后,全城“死者1316家,年80以上及襁褓无遗者”,因藏匿及时而幸存者仅68人(《上犹县志》)。除死于战乱外,更有大批人避难转迁至闽西和粤东。所以,赣南的人口由宋崇宁年间(1102~1106)的有户约310,159户,口约827,709口,下降至元时(1279~1368)的有户约121,898户,口约588,814口。明初,赣南的人口有所回升。但从明中叶始,赣南“盗”乱频繁,人口又呈下降之势。明正德年间王阳明镇压了以谢志珊、蓝天凤为首的畲汉人民起义后,人口流失、田地荒芜现象愈加严重。如海瑞在《兴国八议》中说:“兴国县山地全无耕垦,姑置弗议。期间地可田而未垦,及先年为田而近日荒废,里里有之。……访之南、赣二府,大概类兴国。”

迨至清初,1645年7月,由于南明将领降清引兵进入江西,江西人民的抗清斗争蜂涌而起。赣南人民在宁都首揭义旗以后,抗清起义迅速遍及瑞金、石城、兴国、龙南、上犹等县,大小不下数十处。经过几十年的战乱,赣南愈显田地荒芜,人烟稀少。如据清同治本《南安府志》卷二十九载:“顺治三年四月初十日,大兵临南安城,其间民多有死难不屈者。师旅之后,继以凶疫,郡户口自是渐凋耗云。”又据乾隆本《上犹县志·杂记》载:“自康熙十三年至今,(上犹)人绝烟断,空余四壁,孤城一片荒山。……卑县蕞尔荒陬,迭因寇变,土著百姓徙亡过半,田土悉多荒芜,招佃垦辟。”

由于田园荒芜,地广人稀,“土著”(先期客家)很需要借助客籍劳力来恢复当地生产。而且,清政府在稳定政治局面后,为发展生产,也大力募民垦殖。如戴盘在《招粤民垦荒利弊说》中谈到:“东南各省肃清后,土旷人稀,所以,前年有招徕开垦之议也。”康熙八年,清朝统治者在镇压郑成功反清义师后,即将郑成功旧部安插在赣县、兴国屯田。据上犹、崇义一些偏僻乡村棚民后裔介绍,相传他们的祖先始迁来时,当地土广人稀,尚待开发,“土籍”常将荒地山场送予“棚民”耕作,双方关系融洽,甚而有互通婚姻者。这说明闽粤客家的倒迁入赣,是适应了赣南发展生产的需要的,因而是受到“土著”欢迎的。总之,无论是从地理上看,还是从经济上看,赣南对外迁的闽粤客民都具有强大的吸引力,这就是促使他们一批批倒迁入赣的赣南方面的原因。

闽粤客家的大批倒迁入赣,使赣南的居民结构发生了一次大变化。此前,赣南的居民除一部分畲族(当时又称輋人)外,主要是“五胡乱华”至宋末时期几次人口大迁徙中中原南来的客家先民的后裔,他们较多地保留着唐宋以前中原汉族的习俗和语言的基本特点。其分布以宁都、石城最为集中。如宁都,南北朝至宋末迁入的姓氏共有40多个,后来发展分布到全县80%的村庄,成为宁都县的基本居民。又如石城,这一时期迁入的姓氏近60个,其后代也散布到全县各地,成为全县的主要姓氏。而其他地方则较为稀疏。如赣县,仅83个村是这一时期建立的,约占全县总村数的2%。南康这一时期建立的村庄仅23个,不到全县总村数的千分之六,“县城眭奚商蔡李五姓与唐江卢姓住最久,但皆唐宋时迁来,亦非土著也。”虽然元至明初赣中的吉安、泰和等地又有一部分客系或非客系的汉民迁入,但其比重不是太大。所以总其明前期以往,赣南外来居民的迁入是零散的,其居住也是分散的。就整个区域而言,可说是“地广人稀”,其居民结构也相对的单纯。明嘉靖以后,这种格局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闽粤客民成群成批地倒迁入赣,他们自成村落,散布于整个赣南地区,并迅速改变着赣南居民的原来结构。如龙南县“当国初时,户仅二百六十,口一千二百有奇。……嘉靖壬子岁(即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户至八百六十,口四千七百。”定南县因为“广东无籍穷民来此垦种,异籍环处,日渐繁剧,今非昔比”,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由县改厅。南康县潭口一带,“清初兴宁人徙来占籍者众”;其他地方亦是“自雍正九年,新户入籍,招徕垦辟、至今土著之民渐居其少,外来之民日居其多。”崇义县则是“土著者十不二三,余皆五方杂聚之众,垦山种树,不常厥居。”以上资料说明,明末清初以后,赣南居民的结构中,重心由先期的“本地人“逐渐向闽粤倒迁的“客籍人”转移。

闽粤客家在初入赣南时,由于城镇或平旷肥沃之地已为“本地人”所占有,而他们“本无祖业田产”,所以只好据山垦荒,或为人佃耕,过着较为艰苦的生活。但由于他们处逆境中求生存,比“本地人”更能吃苦耐劳,且耕植有方,多将泛海所得之苗种如玉米、红薯等高产粮食作物引来播种,故往往又能较快地摆脱贫困境况。随着“客籍人”人口的繁衍和经济的发展,一些地方逐渐出现了“主弱客强”的局势。如瑞金县“界连闽粤,土著十之二三,流寓十之六七,主弱佃强。”宁都州三下乡(今县城以南)的闽客,始则“赤贫赁耕,往往驯致富饶”,后来竟“役财自雄,比比皆是”,致使“城居者家日贫,而产渐为佃有矣”。“客籍”实力的壮大,甚至迫使一些“土著”不得不迁走。如宁都县赖村乡赖村,原为赖氏所创建居住,故名赖村。明中叶,有宋氏一户数人自闽省徙赖村,后置产发家,竟挤走了赖氏,今赖村徒有虚名而实是宋氏棚客后裔。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客籍”人口越来越多,地盘越来越大,而“本地人”人口却相对少了,地盘亦相对小了。有的地方甚至有“无柳不成村,无广(广东移民)不成墟”的说法。可见这一时期移民数量之多,分布面之广。

就整体情况来看,闽粤入迁客民主要分布于周围的山区,其中尤以寻邬、全南、定南、龙南以及上犹、崇义两县西北部最为密集,约占居民总量的50-70%;兴国、瑞金、会昌、安远等县次之,约占40-50%;赣县、南康、大余、于都、信丰等县以及上犹、崇义两县东南部则人数较少,约占30-40%;宁都、石城两县最少,约占20-30%。

由于受客家方言的强烈影响,赣州全区除章贡区和信丰县的嘉定镇约30万人使用西南官话以及兴国的社富乡,赣县的江口、吉埠、茅店三乡的部分村民(郑成功旧部后裔)在家族内部说闽南话外,其他地方全说客家话。而河东片因闽西倒迁客籍后裔居多,故语言与闽西客家话较为接近;河西片因粤东倒迁客籍后裔居多,故语言与粤东客家话较为接近。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居民的结构、人口的数量及其地域分布,还是从语言的特点等各方面看,闽粤客家倒迁入赣对赣南的影响都是重大的、显而易见的。它给赣南客家注入了强劲的新鲜血液,使这里唐宋以来世居的“老客家”与明末清初闽粤倒迁入赣的“新客家”融为一体,最终铸造成了“赣州客家人”。因此可以说,目前赣南居民的格局是在明末清初时期闽粤客家大批倒迁入赣之后形成的。

今天,历史已经跨越了几百年,“本地人”和“客籍人”的概念早已成为过去。新一代的“赣州客家人”正以崭新的姿态,建设着美丽的、开放的新赣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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