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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路上的客家女红军

加入时间:2005-12-20  点击:9242  [字体: ]

(一)

1986年,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长征歌手”李坚真写了多首关于长征的山歌,其中一首:

长征胜利五十年

五十年前情意浓,

万里长征记心中。

中华大地出新秀,

万树千花别样红。

是的,在“出新秀”、“别样红”的今朝,怎能忘却昨日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根据地丰富的斗争生活,孕育了一批妇女歌手。尤其是来自江西、广东、福建的客家妇女,更喜欢唱山歌。艰苦的长征历程,她们总是—路笑声一路歌,以山歌当精神食粮。她们自编了山歌几百首。其中最有名的山歌手是李坚真、李桂英、王泉媛、吴富莲、刘彩香、邓六金。

1934年10月,从江西出发的时候,她们瞻望迢迢的征程,用兴国山歌调唱道:

哎呀嘞——

分田分地阶级明,

革伞处处为人民。

牢记国仇和家恨,

战略转移去长征。

路途是艰辛的,长夜茫茫,脚步嚓嚓,单调而疲困。行军到半夜之后,腿脚发沉,眼皮似灌铅,走着走着就能打呼噜。这时候,她们义用歌声来驱除透入骨髓的疲困,驱逐紧贴眼皮的瞌睡虫。

哎呀嘞——

十月里来秋风凉,

中央红军远征忙。

星夜渡过于都河,

古陂新冈打胜仗。

翻越广西老山界,山陡路窄,人困马乏。快到山顶的时候红军指战员疲乏得举步维艰,她们也疲劳得支撑不住了,但看到队伍蔫头搭脑,还是强打精神自动站出来宣传鼓动,在山巅自编词句唱开了……担架上的伤病员也抬起了头轻轻地跟着哼,有些调皮的战士还风趣地喊:“快点走啊,唱花鼓戏的大姐就在前面,去听她唱两首噢!”就这样,长长的进军队伍把山顶踩在了脚底下,把“拦路虎”远远的抛在身后。

山歌是中央苏区最流行的群众歌曲。她们在长征路上,尽展艺才,歌唱和各种简洁的演出接二连三,可谓—路歌声—路舞,欢声笑语满征途。她们的歌声,有效地帮助指战员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

到了遵义,她们多么喜悦,山歌唱得也格外开心:

三月里打回贵州省,

二次占领遵义城。

打坍王家烈八个团,

消灭蒋吴两师兵。

山峰如铁,江涛激荡。在马灯的映照下,江水闪着银灰色的光点,伴着低沉雄浑的涛声,载着红军战士的渡船,向对岸划去。浪花飞溅,打湿了衣襟,凉润了脸颊。刚摆脱敌人的追击,前面又传来剧烈的枪声。山歌手们应和着涛声,低沉地唱着:

金沙江水急又深,

手牵手来心连心。

阶级姐妹团结紧,

不怕敌人百万兵。

歌声直抒胸臆,歌词从斗争经历中奔涌而出,悲壮苍凉,真挚动人。

山歌不是诗歌。写在纸上,显得很土,文字也不优美。但是,山歌表达感情的能力却很强,尤其是感情被触动的当事人,冲口唱出的山歌,一辈子也忘不了。

1935年5月,红军抢占泸定桥。李坚真看见休养连的人员、马匹、药箱全部安全通过泸定桥后,兴奋不已,引吭高歌:

哎呀嘞——

红军抢渡泸定桥,

炮火连天铁索摇。

脚踏铁索心不跳,

女兵争把药箱挑。

1935年6月,红军来到夹金山下。休养连依靠全体人员团结的力量和坚强的意志,安全地度过了鸟迹罕见的大雪山,一个也没有牺牲。面对琼玉一般的冰山,李坚真亮开了嗓子:

夹金山上雪似银,

脚踏冰雪奔前程。

革命豪情比火热,

熔冰化雪步不停。

过草地时,遭遇敌骑袭击。没有对付骑兵经验的红军战士,开始有点恐慌。朱总司令告诉他们不要怕,用排枪射击。夜晚人马看不清,但挥舞的马刀闪出一圈圈白色弧光,这就是目标,朝着白光射击,百发百中。

红军战士编了一首打骑兵的山歌:

敌人骑兵不可怕,

目标又大又好打。

排子枪放一声杀,

我们瞄准它、消灭它、打垮它!

不太爱唱歌的危秀英,也情不自禁地唱起了这首山歌。

行军休息时,没有什么娱乐,几个女兵坐在一起,就比赛唱歌。夫子走累了,抬不动担架要掉队,她们唱山歌鼓动。她们常常边走边唱。登山时,她们抢先攀上山顶,看见山腰的干部休养连的同志爬不动了,就朝她们唱起来:“哎呀嘞,同志哥,拿出劲来翻山头……”唱呀唱的,唱得他们加快了脚步,很快登上了山顶。环境不允许唱时,她们就哼山歌、念山歌。

女红军载歌载舞给疲劳的指战员们带来许多欢乐。

在干部休养连还出了一个“冷门”,农民出身的王泉媛居然是个演戏的角色。她怀着阶级仇恨登台演出,扮演贵州省长、军阀王家烈。她戴着礼帽、墨镜,拄着文明棍,自演自唱,惟妙惟肖,很受群众欢迎。到了甘肃,她又扮演马步芳,上得台来,先唱一支自己信口编的歌:马步芳在江北,阻拦抗日真可恶,压迫军民呀该灭亡;红军队伍为穷人,北上抗日打先锋,争取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依呀吆咳……吸引住观众,她便进入角色,饰演马步芳如何欺压人民,燃起当地群众的怒火。

康克清跟她住在一起,对她的演出很赞赏,鼓励她每到一处演奸军阀、恶霸如何剥削、压迫人民,揭露了敌人,群众就会拥护我们。演戏还有如此大的意义,王泉嫒演得更上劲了。

山歌也好,小戏也好,连词带调,都是土法上马,粗朴得很,没有什么“票房价值”。可是当时产生的力量,却如同号角,如同战鼓,历史泯灭不了这些土腔土调的功绩。

(二)

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严重错误,红军第五次反“围剿”连连失利,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走上了漫漫的万里长征之路。为了适应艰难环境,妇女干部行前进行体检。一百多人检查被刷掉一大半,只有二十多人合格,加上免检的几位在中央机关和军队工作的大姐,只有三十个女同志被批准参加长征。她们的名字是:邓颖超、蔡畅、康克清、李坚真、刘英、贺子珍、刘群先、金维映(阿金)、钱希均、李伯钊、邓六金、危秀英、李桂英、吴富莲、王泉媛、刘彩香、周越华、丘一涵、吴仲廉、阚士英(甘棠)、陈慧清、谢飞(阿香)、曾玉、廖似光、肖月华、钟月林、谢小梅、杨厚珍、危拱之、李建华等,这其中客家就有12人之多。康克清是万安人,不论她是否客家,作为称职的贤内助,辅佐朱总司令大业,为客家增光,至少可算“半个客家”丝毫并不为过。那就有“12今半”,占了总数的五分之二强,真乃伟哉!(另外还有红二方面军的李贞。)

被涮的有的有病,有的怀孕,有的小脚,有的体重差几斤。这些人当中,不乏十八、九岁的姑娘,年纪轻轻却已颇有一番光荣经历和令人钦佩的头衔,她们大多担任苏区各省、县妇女部长或妇委书记,是妇女运动的中坚,曾在中央党校或苏维埃大学学习深造,有的还是领导干部的妻子,中央或军队首长的夫人,—个人是“通天人物”,遇有不平,她们就会无所顾忌地附和着嚷嚷起来……

合格的喜气洋洋,高兴得合不拢嘴。不合格的眼泪汪汪,哭呀,闹呀,但是感动不了医生这个“上帝”的铁石心肠。条件是不能宽容的,她们被无情地从长征队伍中“涮”下来了。

体检中身体最棒的钟月林,高高兴兴地参加军事训练,学点“立正” “稍息”的基本军事常识,准备随军转移。但是,天有不测风云,出发的前一天晚上,她忽然拉起痢来。真倒霉,她吓坏了!她倒不是怕病,虽然一个晚上起来十多次,她还挺得住,她怕的是好不容易取得的“当兵”资格会因此而被取消。她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想到的唯一办法是严格保密。她们十多个女同志住一排大通铺,为了不惊动别人,有了“情况”她悄悄地起来,轻轻地走出屋,上完厕所又轻轻地爬上床躺下,肚子痛时强忍着不吭一声。但因为她进出太频繁,还是惊动了睡在身旁的一位大姐。大姐爱护性地把她“告发”了。

中央工作团的团长董必武找到她,关切地问她:“小钟,你跟队伍转移,受得了吗?每天要走一百多里路,天上有敌人的飞机,路上还可能没有饭吃,你再考虑一下吧!”

钟月林坚决地回答:“不怕,人家能过得了,我就过得了,都是人嘛!”

董老只好点破:“你拉着痢呢,怎么走路呀?你还是留下吧?”

钟月林连忙摇头:“董老,不行,不行,我能走一步算一步,走到哪里算哪里,死也要死在路上。您放心,我决不拖累组织。”

话说得那么真挚动人,董老理解这位十八岁姑娘的心,不忍心再劝止。他回去后托人捎来一小包药。也许是从未吃过药的缘故,吃了几片药,她的痢疾立即止住了,傍晚就跟着队伍走上了征途。

钟月林,中等身材,瓜子脸型,长得清秀端庄,性格文静沉默,一生都朴朴实实,谦逊贤慧。这位长征女红军中年龄最小的战士,参加革命前连名字都没有。她1915年出生于江西于都县赤竹乡火草坑村,八岁离开父母,被卖给人家当童养媳,从此,小小年纪便挑起了生活的担子。直到参加妇代会,才取了个名字叫钟玉林。

“好,就它,有个名让人家叫就行。”

从此,这位童养媳以“钟玉林”的名字出现在革命队伍里。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叫着顺口,她把“玉林”改为“月林”。这一改使她的名字带上秀丽静谧的意味,更与她的性格贴切了。

1931年、8月,中*共中央负责人冯文彬来钟月林所在的乡巡视工作,了解共青团的情况,并要抽调一批共青团骨干到赣南省新区去做开辟工作。她是被选拔的优秀团员之一,她告别了家乡,担任了区妇委书记。1933年夏,她调到中央妇女部工作。1933年冬,组织上又派她到瑞金苏维埃大学文化班读书,摘掉了文盲的帽子。

这位革命给了她名字,给了她文化,给了她地位的女战士,自然离不开革命队伍。她以轻盈的步伐,圣洁的心绪,走在漫长的长征队伍里,向着遥远的目标前进。

(三)

那是中央红军离开根据地,在信丰通过第一道封锁线的时候。一天下午,董必武向连指导员李坚真,女红军战士危秀英、邓六金等女战士布置任务。她们围坐在一个小山头上。这是一个没有什么掩蔽物的山头,既没有大树密林,也没有高山深壑。满山的杂草正在枯黄、败零。金风吹来,一片“沙沙沙”的呻吟声。部队正在通过封锁线,远处传来零零星星的枪声,天上还偶尔掠过一架飞机,留下片尖厉的呼啸声。刚到白区,人家难免有些 紧张和恐惧。

董老神态安然地坐在那里,这无疑给她们起了镇定作用。他见她们都坐下来了,便开门见山地说:“你们的主要任务是照顾伤病员,收容掉队人员。”董必武看了大家一眼,加重语气说:“这个责任重大呢!”停了一下,又接着说:“要照顾好伤病员,就要有担架,有担架就要找民工抬,找民工就得做思想工作……”

董必武不愧为是搞法制的,讲话也是一环扣一环,一层深一层。正当他侃侃而谈之际,突然,祸从天降——敌人从飞机上扔下一颗炸弹掉在他们围坐的圈子里。

好在这是一颗臭弹——没有爆炸!要不然……

“菩萨保佑!”危秀英抽出那只埋着的脚来,看着还在摇头晃脑的大炸弹,吐了吐舌头,诙谐地说。

李坚真翻身起来,看了看炸弹上的外文字母说:“这是洋家伙,它不信菩萨,信上帝。”

董必武用毛巾揩着脸上的泥巴,呵呵一笑说:“都不是,这多亏了马克思在天之灵啊!”并即兴赋诗两句:

炸弹落地不开花,

全凭马翁在保驾。

“唔,还差两句,以后再续上吧!”董必武笑着说。

这时,他见大家都擦干净了身上的泥巴,又幽默地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所以我们还不能死。”

董必武盯着还在微微晃动的炸弹,向危秀英交待着:“等会儿你告诉附近的老乡,不要到这里来看热闹,叫小孩不要到这里来放牛,以免发生意外!”他见危秀英认真地点了点头,才放下心来。

他环顾了一下女战士们,见大家惊魂已定了,又接着开会。大家一边清理身上的泥土,一边认真地听着。

交待完任务,他们才匆忙离开了这颗未爆炸的炸弹,离开了这个山头,又去冲越封锁线了。

(四)

邓六金,高高的个子,匀称的目字脸,五官端庄清秀,是一位美丽而有风度的女战士。她嗓门大,爱说笑,性子急,力气大,为人热情大方,办事干脆利落,痛痛快快,具有“大炮”性格,菩萨心肠。她是福建上杭旧县新坊乡人,1911年生。兄妹六个,她排行第六,故取名六金。她父亲挑担卖杂货为主,生活穷苦,孩子多,没法养活,是“金”也舍掉了,邓六金生下十多天就送给石远乡一户人家当养女。养父是跛子,不能下地干活,以剃头(理发)为营生。养母种田,家无子女。六金六岁就跟养父学剃头,背着理发箱,走村串户,给父亲打下手,给人洗头。她农闲随父出外剃头,农忙在家种田。她家收下的粮食,大部分送进了地主的粮仓,剩下一点稻米吃不了多久。邓六金是吃红薯长大的,吃伤了胃,到现在也怕吃它。她穷得连草鞋都没有穿,一年到头打赤脚,大脚板上磨出的茧子有一寸多厚,逃荒逃匪,上山砍柴,连草鞋都不用穿,踏荆棘踩刺棵如履平地。正是长着厚茧的脚底长征时却帮了她的大忙。

在四川、贵州交界的一座无名山上,邓六金病倒了。病得真不是时候!危秀英望着这连绵不断的山峦,令人生畏的陡坡,崎岖险要的山路,真有些发愁。

这位来自福建上杭山区的农村姑娘,身体本来是挺棒的,这天大概是吃野菜不小心中毒了,腹部剧痛,满头冒汗,浑身无力,腿软没劲。掉队就要送命,怎么办呢?

只要能爬,也要爬向黎明。危秀英扶她起来,搀着她一步一步地艰难地行进着。邓六金实在走不动了,含着感激的热泪,对比她个头矮,拼命搀着她向前的危秀英说:

“秀英,你走吧。把我留下。”她咬了咬牙,“要死就死我一个吧!”

“不!我们都不能死! 因为革命还没有成功。”危秀英想起了董必武的话,“只要我在,我就不能把你一个人留下!”危秀英架着邓六金慢慢地向前走去,越走越慢,越走越艰难。

她们用了近一个钟头的时间,走完了这段常人不要五分钟就可走完的路,终于到了宿营地。

在漫漫的长征路上,被女战士们照顾着跟上了队伍,被女战士搀扶着从死亡线上走过来,知道名字和不知道名字的男女战士,谁知道有多少啊!

危秀英是瑞金叶坪人,1910年9月生。因家庭贫苦,6岁那年父母把她卖给兴国一户人家当童养媳。当父亲把这个无可奈何的决定告诉危秀英时,她幼小的心灵想到的是反抗。第二天一早,她捡了一堆石头放在门背后,等两个来背她走的人一到门口,她就躲在门后用石头打,打完了石头,又攥了把镰刀在手里。陌生人夺过她手里的镰刀,强行把她背在背上就跑。性子刚烈的危秀英咬那人的耳朵,用脚在背上乱踹。背她的陌生人没有办法对付她,只得换成她的堂兄背着她送到兴国去。

危秀英在婆家受尽了折磨。九岁正是童心顽皮的年龄,但是她却担负起劈柴、砍柴、挑水、做饭等大人的活。挨打受骂自是家常便饭,稍有违拗还要罚“饿饭”。不公正的待遇种下了叛逆的种子。

1930年10月的一天,当红军来到危秀英所在的村子时,她从家里偷跑了出来,毅然参加了红军。1932年加入共产党。1932—1933年,担任兴国县政府妇女主任。1933—1934年,她在江西省委妇女部当干事。她个子很矮,人们亲切地叫她“矮子”。她脸孔瘦削,身体单薄,看起来—阵风就能刮倒。但她在征途的风风雨雨中,却坚强地挺立着,“矮子”干出了崇高的事业。

在长征路上,危秀英是抬担架最多、救人最多的—个女红军。过草地时,掉进了烂泥潭,烂泥浸到了脖子,身子还在一个劲地往下陷,眼看就要灭顶。林伯渠发现了她,赶紧叫警卫员把她拉了起来,使她免于葬身草潭。

有一次,她这矮个子背着一个发烧走不动的高个子病号,身上还挂满行李,危秀英行走困难,一步一歇。背上的病人于心不忍,感激而又坚决地说:“同志,谢谢你!你太吃力了,放下我,你走吧,我不能拖累你!”

背不动了,实在背不动了,可是,后面隐隐传来枪声,敌人已经追上来了,这时候放下背上的同志,无异是往虎口里送啊!

“不!只要我活着,就不能丢下你!”

危秀英拼尽全身气力,背着这个病号爬过了两座山。她回头一看,敌人已经赶到他们刚爬过的第一座山头,眨眼功大就能追上来,好在他们头上有伪装,敌人没有发现,危秀英以树丛做掩护,背着病号迅速飞跑,—直将他送回自己的队伍。

危秀英没有打听这位同志的名字,也早把这件事忘了。过了20多年,1957年,她从广东到北京开会,那位同志也从四川来京,恰巧在李富春家里碰到了。那位同志先认出了她,向李富春、蔡畅打听她是谁?当他得知她的名字后,满怀感激之情地说:“危秀英同志,是你救过我的命!”他就是四川省委书记廖志高。

1961年,正值国家受到自然灾害的侵袭。危秀英在广州汇报工作后,正赶往机场准备返回海南岛的工作单位。突然,—辆小汽车急驰而来,来人告诉危大姐,从化宾馆有位客人请她去。危秀英来到从化宾馆的—个房间,有个亲切的声音在招呼她:“秀英,我想你,就请你来谈谈。”啊!原来是邓颖超同志。危秀英赶忙迎上前去,紧紧地握住邓大姐的双手,高兴得说不出话来。

1980年,胡耀邦同志到江西视察工作,在做完报告以后,从会场上走出来。危秀英正坐在会场最后面的角落里,她望着神采奕奕、精神抖擞的总书记,眼眶盈满幸福的泪水。

“秀英,秀英……”胡耀邦同志高声喊着,朝危秀英这里走来。

“他是叫我吗?”危秀英心里一闪,“不是的,我就是在瑞金和长征路上见过他几次,他怎么会认得我?肯定不是叫我!”因此,她既没吭声,也没动步。

这时,胡耀邦同志走到她跟前了,向她伸出了双手,大声叫她:“危秀英同志!”这次,危秀英听得真切了,连忙伸出双手,激动地说:“胡总书记,你还认得我?”

胡耀邦紧紧地握住她的双手,上下摇动着,用他那湖南式的普通话朗声答道:“认得的!认得的!”说着,他回过头来,向在场的同志介绍说:“这是危秀英同志,是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女战士哩!”

“现在老罗。”危秀英颇有感触地喟叹。但她很快觉得这话说得不得体了。因为刚才胡耀邦同志在报告中,还引用了王勃《滕王阁序》中的两句话:“老当益壮,宁知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来勉励包括她在内的一切老同志。

肖月华个子高,长得漂亮,性情沉默,为人善良,乐于助人。她是广东大埔县百侯区人,1913年8月生。她家贫,从小被送给杨家当童养媳。在婆家很受罪,她就偷跑到海陆丰,想找个工做。她在海陆丰做工谋生期间,正值彭湃领导的农民运动风起云涌,震动周围各县。肖月华受彭湃的影响,1925年回到百侯家乡从事妇女工作。

1934年10月,她随中央红军从瑞金出发,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她编在总卫生部干部休养连,担任工作组成员,同其他女红军一样,打土豪、请民夫、筹粮筹款,受了很多罪,吃了不少苦,为了长征的胜利贡献了一份力量。到达陕北后,她在党中央局做收发工作,于193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长征时,肖月华分配有一匹小骡子,她很少骑,用来驮自己和伤病员的行李。胡耀邦中途受伤就曾骑她的骡子,而她自己下来步行。

爱护同志,舍已助人,是她一贯的风格。“月华直爽,大方,你要什么她给什么,自己没吃讨来也要让给同志们吃。”李坚真用最朴素而真诚的语言形容她的这一高尚品格。长征出发时,她把自己仅有的一件毛衣,送给了留下坚持游击战争的陈丕显。长征时,李坚真的衣服丢失,连衬裤都没有穿,她又把自己的衣服送给李坚真。在“文化大革命”中,她不避嫌疑,甘冒风险,把几位受迫害的领导同志藏在自己家中,生活上给予周到照顾。

刘彩香,个子很矮,力气很大。长征路上,她常抬担架,为病号挑东西,老大姐赞誉她为革命的“女挑夫”。

刘彩香,后改名刘彩霞,江西赣县田村人,1915年10出生。她来到人世才8个月,父母就把她卖给人家当童养媳。她婆家生活苦,她从小就得放牛、砍柴、挑担。她个子矮小,大概就是过重的扁担压的。她1931年加入共青团,1932年转为共产党员。长征前,她是粤赣省委妇女部长。通知她参加长征的时间较晚,她下午到达瑞金总卫生部报到,来不及检查身体,晚上就随军出发了。

她出发时,在总卫生部第四休养连,这个连负责一百多副担架。刘彩霞和一个医生负责几副担架,担架员过于疲劳,抬不动时,她就要亲自抬一段。她抬过肖向荣、杨梅生(两人1955年皆被授予中将军衔)等人,—抬就是三、四里路。这对于一个女同志来说是过于沉重的负担,好在她从小挑担,肩头和腿劲都练出来了,才没有累垮。

李坚真,原名李见珍。名字很好听,但她从小没有见过珍珠,却见过八串铜钱——父母把她卖给人家当童养媳的身价钱。

1906年12月的一个寒冷的天气里,李坚真诞生在—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她是广东丰顺县小胜村人氏,后来卖到丰顺县白溪村蕉头窝。

李坚真刚问世8个月,有一天,母亲王好背着她到井边挑水,碰到一个放木排的过路人。这个陌生人见王好肩挑一担水桶,背上还背着一个小孩,便打趣地说:“真好命啊!担水还兼背小孩。”王好没好气地说:“不走运的妹子,有什么用?养大了还不是人家的。”放排人好奇地打住脚步,象相面人一样仔细端详李坚真的小脸,又抚摸她的小手掌,笑着说:“这小娃有福相,肯给我家吗?”王好爽快地答应:“你要我就送给你。”

就这样八串铜钱就把她卖了——一个月一串,一个可怜的生命就这样低廉地送给了人家。

但这个生命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她长大了,参加了革命。李坚真1926年加入共青团,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担任丰顺县革命委员会副委员长。1931年担任闽东县委书记。1930年至1934年10月,她先后担任过闽西特委,福建省委妇女部长,福建省政府执行委员,汀东、长汀县委书记,福建省委常委,中央局妇女部长等重要职务。

从瑞金出发时,李坚真分配在中央直属机关司令部,代号“红章”,担任民运科科长。民运科下边有一个工作队,有一百来人,担任找挑夫和向导,打土豪、筹粮筹款,动员群众参加红军等任务。

在生命最容易丧失的地方,救人一命,往往自己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但是,在女红军中冒着生命危险去援救别人的事,还是经常发生。

一次夜行军,部队在一座山谷的狭窄小道上疾速前进。夜漆黑,星月无光。路边有一个深坑,稍不留心摔下去,光靠自己的力量是上不来的。为了大家的安全,李坚真伫立在坑沿,不断地向路过的战士打招呼:“同志们注意,这里有坑!”“大家小心,这里有个大坑!”

听了她的招呼,大家小心翼翼地沿着山壁行走,避开了深坑。干部休养连全部安全通过了,她松了一口气,正要转身上路,坑沿土块崩塌,她自己却身不由主掉进了深坑。

坑很深,她摔得眼冒金星,浑身酸痛。她喘息了一会,挣扎着往上爬,可是坑陡土松,手无处攀援,脚无处踏登,她越爬越往下掉,挣扎半天徒费气力。她绝望了,坐在坑底,被无边的黑暗包裹,无声无息。她喊了几声,坑里的回音嗡嗡咙咙的,上面毫无反响,她感到孤独恐惧,心想:“这回真要见马克思了,部队都过去了,没人知道我在坑里。”

李坚真镇定下来,继续大声呼救。幸好卓雄率领的收容队路过,听见她的呼叫,立即停下步来,他们解下绑脚带系在一起,把李坚真拖了上来,把她从绝望中拖回到希望的世界。

在特殊的环境下,救人有时也会犯错误,受处分。有的同志情愿冒着受处分的风险,向濒于灭顶的生命伸出援手。

第二次占领遵义前,部队攻占了土城,准备渡江进军四川,遇到军阀刘湘一个教导旅的阻击,部队只好撤退,改变战术攻打娄山关。三军团的一个团长姚吉(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不知在哪次战斗中腿部负了重伤,包扎好后准备随部队撤走。但这时候队伍已撤离,一时找不到担架抬他,组织上便准备好一些烟土和钱,准备将昏迷不醒的姚吉寄放老百姓家里。为了大局和整体,只能如此。但是,干部休养连连长侯政和指导员李坚真,不忍心看着一个同志陷入绝境,下决心违背纪律将他抬走。可是怎么抬呢?这时只剩下一个民夫、一个马夫和姚吉的警卫员,轮流抬至少得四个人,高大个、热心肠的女红军李坚真,毫不犹豫地握紧了担架杠,她让连长去带部队,她和马夫、民夫和警卫员轮流抬姚吉。抬了几十里路之后姚吉苏醒了,一条生命抢救过来了。又过了几天了,姚吉的腿伤好多了,便让他骑着马跟连队前进。这事被领导发现了,批评侯政和李坚真没有服从组织决定。他俩挨了批评也舒服,挽救了一个阶级兄弟的生命,付出点代价是值得的。

建国后,姚吉担任过武汉军区副司令。1969年冬,侯政被“四人帮”扫地出门,回到武汉老家,去看望姚吉。姚吉抱着这位救命恩人,哽咽着对他的家属和孩子说:“要是没有他们,我的命早丢在长征路上了。”

全国胜利后,在解放军某高级医院住院的钟赤兵(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拄着拐杖,在走道上遇见当年的干部休养连指导员李坚真,兴奋地喊道:“李大姐,李大姐。”李坚真指着自己宽阔的肩膀说道:“老钟,还记得吗?长征时我的肩膀让你当路走了。”当时她的肩膀都磨红肿了。遇到下雨天,滚爬得像泥猴。

“记得,记得!”钟赤兵握紧李坚真的手,眼眶里涌出了泪珠,“没有你们的肩膀,就没有我的今天啊!”

这话出自肺腑。在第二次攻打娄山关时被打断一条腿的钟赤兵,是被干部休养连的干部战士用肩膀抬到陕北的。

在行军中,李坚真与廖似光是老搭档,廖似光怕蛇,不敢走前面;李坚真怕狗,就拿根棍子走在前面,把蛇趟走。廖似光在后面把狗赶开。

廖似光,原名廖娇。三十年代初,她在上海共青团中央机关做地下工作时,透过国民党统治区的深重黑暗,看到了中国革命的曙光,所以取“曙光”的谐音,改名为“似光”。她以无比的乐观和坚定的信念,和千百万共产党人奋斗了半个多世纪,终于迎来了她向往和追求的曙光。

廖似光,1911年4月出生在广东省惠阳县秋长乡周田村。她虽名叫廖娇,却没有娇养她的家庭环境。四岁时,父亲去世,家境更为艰难,母亲只得忍痛将她卖给本乡的叶家当童养媳。廖似光十六岁的时候,正赶上惠阳一带传染病流行,不少人死于时疫。叶家三个男孩死了两个,她那个“丈夫”也死掉了,她自己也传染上了疾

病。村里人封建迷信思想严重,指责她“八字硬”,是个“克星”,招来了灾难,“克”死了人。沉重的舆论压力,使她抬不起头来,幼弱的身心受到严重的伤害。后来投奔革命。

1934年10月,廖似光参加长征。出发的时候,她已经有四、五个月的身孕。组织上为了照顾她的身体,把她编进干部休养连。她精神抖擞地跟着队伍前进,夜行日宿,爬山涉水,不怕苦,不怕累。经常是急行军,一天走一百多里,她也从来不掉队,有时候跑得捂着肚子喘气。沿途还要做群众工作,筹粮筹款,寻找民夫,白天黑夜都处于疲劳状态。在那样困难的环境下,她哪顾得了休息,每到一个地方都抢先去找房子,找粮食,找民夫,为同志们烧水洗脚。忙完这些,还要到群众中去调查研究,了解土豪家的藏粮和钱财情况,为政治部门提供打土豪的线索。

见过杨厚珍的人,难于相象二万五千里长征她是怎样走过来的:又矮又胖的个子;一双“解放牌”(指缠足“三寸金莲”被放开,当时大伙戏称裹脚获得了“解放”。)小脚,一小步一小步地走,什么干扰都没有,一年之内要用小脚量完这二万五千里,也是一个巨大的工程,何况路上布满艰难险阻呢。

杨厚珍,江西省瑞金县城关镇人,城市贫民家庭,1908年12月生。列宁小学毕业。1929年吉安暴动时参加红军,1931年入党,担任过油印员、护士、护士长、管理员、指导员、福建军区机关合作社主任、中央机关合作社主任、家属工厂区队长。建国后当过文化部体育用品工厂厂长,1977年去世。

1926年,在学校教书的父亲死在赣州,杨厚珍跟母亲去收尸,被罗炳辉看中,两人结婚。她在罗炳辉的军队里做地下工作,接头人是贺子珍的妹妹贺怡。

1929年9月,她参加了罗炳辉在吉安的暴动,后随部队上井冈山。

1931年,她到瑞金红军大学上干队旁听,结业后分配在福建军区机关合作社当主任。有一次,她带个通讯员去江西广昌县领东西,途中碰到红枪会,十分危险。她沉着机智,命令通讯员带着东西赶快跑,不要管她,她骑在马背上,拉开手榴弹的弦吓唬敌人。但她从未扔过手榴弹,匆忙之间丢出去,没扔多远就爆炸了。好在惊马飞奔,拉开了距离,没有伤着自己,她甩开敌人脱险了。

长征当中,她在那嶙峋不平的山路上,迈着那双血痕斑斑的小脚,和同志们一道滚爬跌打,备尝艰辛。同志们见她走路实在困难,都劝她坐坐担架,但是她坚决不同意,不愿增加他人的负担,天大的困难留给自己克服。她表示“哪怕是爬,我也要和同志们一起前进!”就这样,硬是用她那双“三寸金莲”从瑞金一直走到了陕北!令人肃然起敬。

李桂英,原名李桂红,江西寻乌人。1911年,她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因为父亲去世早,家中生活难于维持,她四岁就被卖人家当童养媳,而她的“丈夫”却已经二十岁了。

她1930年加入了共青团,1932年转党,1931年参军,被调到会昌县补充团学习军事。1932年,她被任命为麻州区委书记和扩大红军突击队长。在毛泽东的亲切教导下,她迅速找开了局面,动员了二百多名青年参加了红军。中央政府授予她“扩红模范”称号,奖给她一块奖牌和一顶列宁帽。

1932年,她任会昌党委妇女部长。1934年8月,李桂英调到粤赣省委任妇女部副部长。

长征时,她在中央工作团当政治战士。中央工作团撤销,她在总卫生部担架连当指导员,亲自抬担架,是一个能干的女将。那时担架连负担最重的是抬X光透视机。这台X光机有七、八百斤重,需要八个人才能抬着走。上山下坡和走窄路的时候,抬着这个庞然大物简直无法迈步,累坏了多少民夫。有一天,几位民夫抬着这笨物上山,实在走不动了,他们就把机器撂在半山腰,空着手上了山顶。李桂英非常着急,对女红军们说:“男同志抬不动了,我们女同志去把它抬上来吧!”说着,带领几位女同志下到半山腰,把笨重的X光机抬上了山顶。

谢小梅,福建龙岩适中人,1913年12月15日生于一个店员家庭。1929年加入共青团,1930年加入共产党。她从1923年起在石码西湖小学读书,因家庭贫困,边读书边做家务,早晚都要买菜做饭。1928年她小学毕业后,考进石码镇电话公司当接线员。她有一个革命家庭,她的二哥谢仰堂是福建早期的共产党员,受党委派在厦门国民党部做地下工作。她的大哥谢仰周在石码镇开了一个小店铺,作为从事地下工作的掩护。他们家成了党的地下联络站,中*共福建省委领导同志每次来石码指导工作,都到她家开秘密会议,找干部谈话。她加入共青团后,接受党史组织布置的任务,经常从电话中听取伪公安局反共防共的情报,及时向党组织汇报。

1930年8月,谢小梅加入中国共产党。她在罗明(广东大埔人)的领导下,负责保管机要文件和省委活动经费。这时,她与罗明结成终生伴侣。

1931年春天,党组织调罗明到上海党中央工作。谢小梅随后也调到上海。不久,党中央分配罗明到闽粤赣特委工作。谢小梅任特委组织部干事,协助互济会收送妇女慰问前线红军战士的军鞋等物品,有时还到军区医院护理伤员。1932年1月,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罗明担任中央苏区福建省委代理书记,谢小梅重回省委秘书处工作。

长征时,谢小梅是干部休养连的工作组成员。出发时,她将生下十多天的孩子送人后,拖着疲弱的身体长征了。有一天,傅连障(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医生见她脸色蜡黄,走路趔趔趄趄,便担心地对她说:“小梅,不要掉队啊!一定要跟上队伍。掉队很危险,你千万注意呀!”

谢小梅牢记住“不要掉队”的话。在前有敌人阻截,后有敌人追赶,左右有敌人夹击,天上有敌机轰炸扫射的情况下,谢小梅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都是自己背着行李和粮食袋,靠自己双脚紧跟队伍行军。疲劳得实在走不动时,硬是拉着首长坐骑的尾巴走,也决不掉队。她不光走路,还担负着看护伤病员,收容掉队的伤病员的工作。每当到了宿营地,她与李坚真、邓六金、钟月林等同志还要到老百姓家中寻找粮食,得到粮食后还要进行脱壳,磨筛等加工,然后分给战士们。她还经常帮助伙房做饭,同时向群众做宣传工作。一路上,她总

是积极完成连里分配的任务。

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因红四方面军妇女家属众多,红一方面军干部连的吴富莲、王泉媛等几位女红军被编入红四方面军的部队。由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她们的命运最惨,其遭遇极富悲剧色彩。张国焘将一千三百多名女同志组成西路军妇女先锋团,任命王泉嫒和吴富莲为团长和政委。

吴富莲,1912年生于福建上杭吴屋村。父亲早年去世,母亲养不活兄妹三人,她便被送给15里外的回龙村林家当童养媳。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苏区粤赣省委妇女部长,在中央党校学习军事。她个子高,大块头,俨然有一员武将的风度。曾单枪匹马挥枪断后掩护女红军撤退,圆满完成了阻击任务,并胜利返回追上了部队。1936年底,在一次突围中被俘,又患肺病,悲壮地牺牲在敌人的监牢里。

王泉媛,江西吉安敖城庐富村人,1913年出生。她本不姓王,而姓欧阳,贫苦农民家庭令她17岁嫁给长工王照斗,家乡有条古怪的风俗,要改随夫姓。革命者邻居把她引上了革命道路,她是从家乡的山间小路起步的。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共产主义马克思大学(即中央党校)学习,任中*共中央青妇干事兼中央妇女部委员。一个山沟里没有文化的妇女, 从乡到区、从区到县、从县到省、从省到中央机关,她前面的路可谓笔直坦荡啊!

她体格壮实,个子大,力气也大,跑十里路也不气喘。她曾接连五天抬担架,又曾一次背了三个伤员的枪和行李。她学过藏语,懂得当地风俗习惯,进入藏区队伍找不到房子住便找她领路想办法,去城里开会途中的寨子不让过,得由她出面喊话“借路”打圆场。通过通司宣传,说服了藏民,—次就搞回了40袋粮食,受到了贺龙同志的表扬。

为了掩护西路军总指挥部安全撤退,她主动请战。被马家匪军包围被俘。先后五次设法从监狱中逃出来,每次被抓回都挨一顿毒打。坐水牢、钉竹签、假枪毙等种种酷刑都经受过,但从不屈服。第五次打得最狠,浑身是伤,动弹不得。敌人以为她跑不动了,没想到,她第六次还是跑了出来。这天晚上,她一口气跑了90里地,天没亮到了兰州。由于当时情况复杂,对西路军被俘人员实行一年回收,三年审查,三年不留的政策。王泉媛离开革命队伍已超过两年,兰州八路军办事处没有收留她。她流泪了,悲伤的泪倾泄不止。后来她回忆说,亲人的冷遇比敌人的酷刑还要消沉人的意志。她沸腾的热血一下子降到了冰点,几乎要凝冻了。故乡召唤落难人,母亲呼唤亲生女。1942年7月,她沿着熟悉的小路,无比艰难地走回了吉安老家。沿途讨饭,历尽酸辛,加之长征时落下的妇女病随时都在无情地折磨着她。

建国后,朱德和康克清重上井冈山,路过吉安。康大姐见到了老战友王泉媛,十分亲热地和她拥抱在一起,问寒问暖。得知她的丈夫受冤坐牢,她受牵连没有安排工作,康大姐直率对地委领导说:“不应该嘛!没有长征到陕北不是她的错,泉媛是位好同志,我可作证人。”并要求公安局到王泉嫒家为她丈夫平反。

由于行军紧张,卫生条件差,经常不洗脸、不洗澡、不脱衣睡觉,住处也不定,老百姓房子、草垛、墙角、野外,什么地方都睡过,女红军的头上、身上长满了虱子。

钟月林有一件旧毛衣,白天晚上穿在身上,有时睡草地,有时睡房檐,惹上了一毛衣虱子。饥饿的虱子在她身上咬烂了好几块地方,红肿刺痒。在贵州猴场休息的时候,贺子珍要她把毛衣脱下来,放进脸盆里去煮,煮了一个多小时,好家伙,脸盆里漂起了一层虱子的尸体,白碴碴的,好不骇人。毛衣破洞里尽是一堆堆的虱子蠕动着,看了让人汗毛都要竖起来,捉了半天也捉不干净。干脆把毛衣在火堆上不断地抖,虱子“扑扑簌簌”掉进火里,烤出一股芝麻香一般的焦味,还挺好闻的。

对这种现象,彭德怀用了一句精辟的话概括:“无虱不成军,没有虱子的不算长征干部!”

女红军身上的虱子更多,浑身刺痒难耐。尤其在行军走热了身体,或晚上睡暖了身子,虱子们得到适当的气温,便放肆地活动起来,在身上到处蠕动,弄得人全身的神经都紧张起来。休息的时候,姐妹们便围在一起互相捉头上的虱子。捉虱子遂成了一种乐趣。

徐特立还编了一个“捉虱舞”,他在路上和到了瓦窑堡、延安,都亲自表演过。舞蹈动作很简单,但他表演起来却很有趣。只见他将羊皮袄反过来穿,羊皮露在外面,戴个破毡帽,左手—举,右腿一抬,身子一歪,摇摇扭扭地走出场来。两只手轮番到羊毛里搜搜,装着捏住—只虱子的样子,口里说:“虱子?”放进嘴里“哔剥”一声,又肯定地说:“是虱子!”就这样,手脚不断地重复这些动作,嘴里连连地说:“虱子!虱子!” “又一个,又一个!”由于他幽默的长相,幽默的神态,幽默的表演,逗得大家笑疼了肚子。

以后,女红军觉得捉虱子太费事,捉不胜捉,索性剃成光头。怕人笑话,便做个帽子戴上。邓六金学过理发,她便施展自己的技术,教会了大家理发。开会时,调皮的小伙子会搞突然袭击——一把将她们头上的“遮羞帽”掀掉,然后连声叫道:“尼姑!尼姑!”“欢迎尼姑革命”,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长征途中,她们过的是原始生活,衣食住行几乎都是原始标准。行程越来越艰苦,只能一边啃黑乎乎的又干又硬的青稞麦野菜饼子,一边喝水充饥。后来就整天吃茴茴草、松菌,清水煮树皮、草根。再后来,皮带、皮帽也煮来吃,胃病就越来越严重地折磨人。已经缺盐好久了,若能放点盐到锅里,有滋有味,那简直赛过吃海参、燕窝美味佳肴了,可这实在是—种奢望,与她们无缘。

一天,她们发现了“新大陆”——牛栏里的粪堆上有一小堆麦子。可惜太脏,还爬满了小蛆,看着它们蠕动的样子,挺恶心的。但耐不住肚子咕咕直叫,想去捡拾却又充满矛盾。正在这时,保卫局来串门的男同志可顾不上脏不脏、臭不臭,二话没说就挽起袖子捡起来,不一会便捡了一包。“莫让他一个人捡光了!”女红军看着眼红了,便脱了鞋赤脚走进牛栏,一只手还捂着鼻子捡着。到河边冲淘干净后,放进锅里用温火耐心翻炒,直至黄橙橙、香喷喷方休。走累了饿着放几粒到嘴里,仿佛吃巧克力豆一般有味。不知其来历的人,纷纷伸手

向她们讨来吃,一个个赞不绝口:“香、香、真香!”一个原在上海当工人的红军干部,愿意用半块肥皂的高价(那时的肥皂可宝贵如金子呐!)跟她们换炒麦吃呢!她们暗自笑了,没想到从粪堆里扒出的粮食,竟会如此金贵。

藏民对自己的军队很热情,天快黑下来了,老大爷邀宣传红军宗旨的危秀英进屋去坐。从地灶里取出扑鼻香的土豆和牛肉请她吃。她虽又饥又渴,没带钱不能随便吃老百姓的东西,只好找借口说肚子痛,一边向老大爷道谢,—边捂着肚子离开。想着到驻地后再填肚子。没想到她刚跨进营房便惊呆了。视域所及,熟人们全部都躺倒了,无一例外,且形象和表情各异,一个个东倒西歪。有的呕吐,有的口吐白沫,有的不省人事。灯下的桌子上留着一碗黑糊糊的、无油无盐、苦涩得没法下咽的蘑菇汤。马上断定她们中毒了!她想起解毒偏方,赶紧找来大量水,放些高锰酸钾和醋,灌进每个人的口中,不一会她们便翻肠倒肚吐了出来,才清醒过来。原来她们上山采了许多又肥又嫩的蘑菇,味道鲜美,吃下去后却搅肠捣肚中毒了。

女战士最头痛的大概是例假,它折磨着每一个女红军。不管饥饿寒冷,风里雨里,在敌人尾追下都得不停地赶路。脸色苍白、腹部绞痛、两腿发抖、捂着肚子也得一步一步往前挪。虽然从此得了妇女病,折磨了四五十年,但一想到红军精神就感到分外自豪。如果在不该生孩子的时间和地点生了孩子,那将更惨。孩子的哭声会把部队暴露给敌人,只能用一件破衣包着刚降生的小生命,连同董老写的条子和几块光洋留给老乡。做妈妈的似锥子刺心,被姐妹们硬架着离开上路,还一步一回头的。头一站就要过河,产后未满月脚不能浸冷水的禁忌也完全顾上了。走着走着晕倒了,苏醒过来什么吃的也没有……饥、寒、湿给女战士带来的恶果是生理失调,弄得人浑身有一股说不出来的难受劲,还得不声不响地咬紧牙关赶队伍。一旦被发现有病,就可能得到不想得到的“八块钱”——被寄放在老百姓家里,那可就不是难受的问题,而往往是生命的终结。因此宁可全身没有一处是舒服的地方,甚至造成严重的后遗症而终生不育也在所不惜。毅然放弃作为母亲的天职,这要求有多伟大的精神力量啊!

长征打仗是男红军的主要任务,他们经常流血牺牲。女红军只有遇上特殊危急情况,才要打仗。但她们的其他任务很多,一点都不比他们轻松,也会碰到险情。

女红军的身份是“工作队员”或“政治战士”(这个称谓当时很时兴,后来不怎么用了)。她们的工作是“走前走后”。头一天晚上了解部队明天的宿营地,早起提前出发,插到部队前面到达目的地,搞到粮食,请好民夫,这就是“走前”。有时候到达目的地,群众躲进山上去了,粮食藏起来了,见不到一个人影,找不到一粒粮食。她们虽然完成了行军任务,却没有完成工作任务。她们丢下背包,来不及吃饭、洗脚,连夜跑几架山去寻觅躲藏的群众,好不容易寻到几个老乡,费尽口舌宣传一番,说动他们为红军当民夫,待精疲力尽地领着

这几个民夫回到宿营地,天已大亮,队伍早出发了,又得拖着没有得到休息的双脚去追赶队伍。这就是“走后”。

这一“走前走后”,每天就要多走出一、二十里路,一年365天加起来,她们多走的路程就相当可观了。她们还不可避免地要走许多弯路、回头路、冤枉路,难怪了解她们艰辛的红军战士,赞誉她们是“走了三万五千里的人”。

作为政治战士,女红军除了—路上扩军、雇请民工、民夫,跟随担架外,还要做经济工作:打土豪和筹粮筹款。所渭“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粮和款是行进中红军的命根子,那么多人要吃饭,而粮食除没收、征收土豪之外,还得用钱购买老百姓的粮食才能尽量满足要求。这种经济工作也就具有浓重的政治色彩。女红军为此作出了重大贡献。她们每到驻地,在安排好伤员住下后,便要马不停蹄去完成这些神圣而紧迫的任务。而这时正是人们最累最想休息的时候,而她们却没有。她们不但要多走许多的路,还少了许多休息。如果碰到难找、难缠的特殊情况,有时甚至来不及休整就要上路赶队伍了。

国民党反动派的造谣污蔑,土豪劣绅的反动本质,加上土匪横行,使得筹粮筹款并不比行军打仗容易,也要冒着掉脑袋的风险。经过少数民族地区筹粮筹款更为艰险,语言不通以及习俗相异太大增加了工作的难度。

这支人数不多的娘子军随着大部队继续前进。她们顽强、坚毅,有着惊人的内在力量。她们给自己提出的行军口号朴素而简单:“不掉队,不带花,不当俘虏,不得八块钱”。生病、负伤,实在走不动的,当时的办法是每个人给八块光洋,寄在百姓家里。“不得八块光洋”,就不能掉队,不能负伤,不能生病,这几条男红军做到都不容易,对女同志来说实在是太难了!在长征途中,生活如此亏待她们,吃尽了苦中苦,但大自然却慷慨地恩赐给她们以阳光、雨露、生命。除了牺牲的几个同志,她们都获得高寿。如果视之为空前付出之后的“回报”,那也已是莫大的慰藉了。

长征——胜利了!

红军创造了可谓之空前绝后的人间奇迹。世界上虽有七大、八大奇迹,但长征却是无与伦比的,长征女红军更是奇迹的奇迹!

听,洒在长征路上高亢而激越的歌,伴着她们跨越历史的足音,将永远回荡在祖国的大地和人们的心间…… (作者(浙江大学)梁礼忠,摘自客家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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