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县·烈士县·模范县
 您现在的位置: 首页 >> 将军名录 将军名录 | 将军情缘 | 史海钩沉

 

朱明:有三个方面军传奇经历的开国中将

 

加入时间:2017-07-12  点击:2135  ·双击自动滚屏· [字体: ]


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开国中将朱明不是大名鼎鼎的传奇人物,但他独特的经历又与中国革命的许多历史事件密切相关。朱明革命一生,总是默默奉献居多,抛头露面的机会很少,因而其卓越的政治品质、高尚的人格情操和出色的军政才华,远未被后人所知。

一、“信丰事件”中力挺毛泽东

朱明,原名朱良玉,曾用名朱耀辉,1903年10月出生于江西兴国县鼎龙乡夏坑村。祖上世代务农,童年生活辛酸:7岁时给地主放牛,9岁时读书半年,14岁时当上挑夫,16岁时去做长工……

1928年秋天,根据中共党组织秘密指示,共产党员侯海帆(曾任国民党江西省政府承审员)从省城南昌回到家乡兴国,开展农民运动。在侯海帆积极启发下,朱明参加了鼎龙乡农民暴动,当上了乡农民协会主席,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9年4月,当地恶霸打着“返乡团”旗号,从赣州城杀回鼎龙乡,疯狂捣毁工会、农会,四处抓捕革命志士。作为乡农民协会主席,朱明更是敌人的眼中钉,他们放火烧了朱明一家房屋,并且悬赏通缉朱明。

在当地群众的掩护下,朱明侥幸逃离虎口,跑到山区坚持游击。1929年6月,他找到在山区坚持斗争的兴国县革命委员会,领到了10多条枪,组织起鼎龙暴动分队,自任分队长兼干事,带领暴动分队四处游击,打得敌人胆颤心惊。9月,红色武装解放兴国县城,成立革命政权,朱明当选为鼎龙乡革命委员会主席,成为兴国县声名鹊起的人物。

1930年春,兴国县成立苏维埃政权,朱明当选为鼎龙乡苏维埃政府裁判部长。同年7月,由于在当地农民群众中声望日著,他调任兴国县苏维埃政府土地部部长兼雇农工会委员长,领导农民分田分地。

1930年冬天,朱明调任赣南苏维埃政府办事处土地部部长兼信丰、南康游击大队政委,一边开展土地革命,一边开展武装斗争,全面锻炼了军政素质。不久,他又调任赣南暴动第二路总指挥部政委兼路委(又称信丰、赣县、于都、安远、南康五县边界特别区委)书记。上任不久,他就遭到一次严峻政治考验。

当时,受到“富田事变”(由于错误“肃反”酿成)影响,中共赣南行委(行动委员会)书记郭承禄、赣南少共书记萧国璋等人在驻地信丰提出“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反对毛泽东”的错误口号,强迫大家表态支持,并要在所谓“反毛宣言”上签字,这就是所谓“信丰事件”。

根据多年革命斗争经验,朱明敏感地意识到郭承禄等人错误的严重性,他郑重地劝告他们:大敌当前,应以团结为重,任何分裂红军的言行都是错误的,必须齐心协力组织地方武装,配合红军粉碎敌人的进攻。但是,郭承禄等人听不进去,坚持一意孤行,竟然要在信丰召开所谓“反毛大会”。

情急之下,朱明冒着生命危险,去找中共赣西南特委书记陈毅汇报情况。寻找陈毅路途艰辛,他侥幸穿越敌人几道封锁线后,发现满山遍野都是敌人,凡能行走的地方,敌人都设有封锁线。朱明最终未能通过,还险些被俘。他感到请示上级暂时难以实现,便决定返回信丰,想方设法抗争。

朱明返回信丰后,郭承禄等人责令他在路委范围内主持召开“反毛大会”。朱明坚决抵制,既不开会,也不传达,而是向干部群众摆事实、讲道理,争取广大干部群众的支持。郭承禄写信追问他开会情况,朱明置之不理,险遭杀害。

1931年1月,朱明出席了红35军军委、赣南行委在信丰召开的联席会议,会议主要是处理“信丰事件”。会前,朱明向红35军军长、赣南行委委员罗贵波详细汇报了“事件”发生的始末,并提出了应断然处理的正确意见,促成罗贵波果断处置:派人扣押郭、萧等人,送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处理;严禁再开“反毛大会”,迅速消除不良影响;改组赣南行委,稳定赣南苏区局势。“信丰事件”的妥善处理,避免了红军的更大分裂,也维护了毛泽东的领袖声誉。晚年,回忆处理“信丰事件”时,罗贵波说过:“朱明同志主张快刀斩乱麻,和我想到一块了。”

二、从罗炳辉眼中的“能人”到张国焘眼中的“木头”

1934年10月,红一方面军开始长征,朱明时任中共中央组织局科员,奉派到红9军团(军团长罗炳辉)工作,经历了湘江血战。1935年3月,由于熟悉农运工作,他被调任红9军团地方工作部部长。当月,按照中革军委决定,红9军团奉命在乌江北岸马鬃岭一带大造声势,造成方面军主力尚在江北活动之势。于是,罗炳辉指挥部队忽而向东突击,装成红军主力将杀入湘西的模样,忽而向西进攻,摆出红军主力将北渡长江的架势。这时,朱明则带领地方工作部人员深入附近村庄,动员群众大张旗鼓地贴标语、喊口号,并用红布制成许多旗帜,插上各个山头,配合号兵,旗舞号鸣。红9军团的东突西进,以及江北铺天盖地的标语、旗帜,使敌人误判红军主力还徘徊在乌江一带,从而牵制了国民党军共约6个师的兵力,而红军主力则乘虚安全南渡乌江。

1935年4月,在胜利完成牵制任务后,红9军团离开黔北,向川滇边境进发,迅速攻占东川县城。这时,朱明领导地方工作部人员,召开了全县万人群众公审大会,处死了百姓深为痛恨的东川县长杨茂章,并把没收来的积谷、盐巴、布匹等分给贫苦群众。一时间,中共、红军的政治影响迅速在川滇边界扩大,贫苦百姓倾其所有,为红军送去粮食、肉菜,妇女帮助缝洗衣服,赶做草鞋。在短短的一星期内,红9军团筹款就达10多万银元,还有1500多人加入红军。罗炳辉就曾说过,“朱明同志是个能人,只要招招手,壮丁跟着走!”

1935年5月,红9军团和红一方面军主力会合,结束了历时近2个月的单独行军和艰苦转战,胜利地完成了中革军委赋予的任务,牵制和消灭大量的敌军,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主力行动。当年,周恩来曾亲切称誉:9军团是长征中的“战略奇兵”。而这支“战略奇兵”百战归来,几乎没有任何减员,这一部分功劳要归功于朱明和地方工作部。


◆1937年春,红二方面军干部在陕西富平合影。后排左四为朱明。

1935年6月中旬,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之后,中央决定集中两支红军主力向北进攻,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建川陕甘根据地。7月中旬,为统一两军番号,红9军团改称红32军,朱明继续担任地方工作部部长。

1935年8月上旬,两支红军主力混编,兵分左、右两路,执行中央北上方针。这时,红32军编入红四方面军序列,为左路军一部。这样,朱明就成为了红四方面军干部。

9月上旬,由于张国焘不但无意北上,且有加害中央之意,毛泽东、彭德怀(时在右路)只好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单独北上。此时,红32军进驻马尔康、松岗地区,朱明闻讯愕然之极。

1935年10月初,张国焘在卓木碉(今马尔康县脚木足乡)另立第二“中央”后,对红32军进行改组,免去军政治部主任黄火青职务。为了保存斗争实力,黄火青竭力推荐朱明接任军政治部主任,而张国焘(江西萍乡人)也想拉拢朱明这位有影响的江西老乡,朱明遂接任了军政治部主任。

张国焘没有想到,朱明主管红32军政治部后,该军政治工作并没有倾向自己。有一次,一位军首长在会议上提议,要开除毛泽东党籍。朱明挺身而出,据理反驳,大胆批评另立第二“中央”实在过分,结果必然是亲者痛、仇者快!那位首长恼羞成怒,怒斥朱明是“附和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双方在会上大吵起来,会议无果而终。张国焘得知情况,咬牙切齿地说:“不识抬举,真是个木头!”朱明不以为然,反唇相讥:“他说我是‘木头’,正说明我不在党内搞投机!”于是,他仅仅当了一个星期军政治部主任,就被张国焘撤了职。

1935年10月下旬,红32军占领懋功,张国焘以“开辟地方工作”为名,将朱明调出红军队伍,改任中共懋功县委书记,却仅拨给他1个连兵力和50支破枪,实则想借敌军之手除掉朱明。然而,朱明不慌不忙,发动贫苦群众,建立各级政权,扩大革命武装。只用了3个月时间,他带去的1个连就迅速扩大,发展成有4个连的懋功独立营,还创建了一块红色根据地。由于朱明身体不好,战友傅钟(时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请示朱德之后,调朱明任四川省委组织部长,暗中保护起来。

1936年2月,红四方面军南下受挫,被迫北返。4月,部队到达甘孜后,张国焘碰到朱明,恼羞成怒之下,又生歹心:把他派到环境恶劣、条件艰苦的甘孜朱倭区,担任区党委书记,却不给人马、不拨枪支、不发弹药、不给粮饷,企图借当地势力除掉他。当时,朱明病得很厉害,马都上不去,仍由警卫员扶上马,强行送到朱倭。

朱明不怨不怒,带病坚持工作,争取少数民族群众,交好少数民族上层,宣传红军民族政策,很快取得可喜成果。在朱倭工作3个月,他成为了少数民族群众朋友,连寺院喇嘛都给他送饭送药,关心他的饮食健康。

1936年7月上旬,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在甘孜胜利会师。当月,红32军编入红二方面军。惊闻喜讯,朱明立即赶赴甘孜,向任弼时反映了张国焘分裂红军恶行和自己两次被迫害的经过。任弼时非常赞赏朱明的斗争精神,并把朱明留在红二方面军,担任方面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从而彻底摆脱了张国焘的控制。这样,朱明又成为了红二方面军干部。在红一、二、四方面军都工作过,这在红军队伍中并不多见。

三、参与指挥田家会歼灭战,吓得日军一度不敢进犯晋西北

1937年8月下旬,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朱明担任第120师政治部组织部部长,负责全师组织工作。同时,他还主动带领组织部人员积极投入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和武装群众的工作,以致被师政治部宣传部长戏称:“老朱在抢我们的饭碗。”作为组织部部长,朱明不是蹲在机关里为参战官兵组织评功评奖,而是常常深入前线,参加实际战斗:

1939年9月下旬,参加贺龙亲自指挥的陈庄战斗,歼灭日军第31大队;

1940年8月中旬,跟随晋西北部队参加“百团大战”,军政素质得到极大锻炼。

1941年10月,为加强第120师第358旅兼晋西北军区3分区领导力量,朱明调任该旅(兼3分区)政治部主任。早在1940年冬天,旅(兼分区)政委李井泉就去延安学习了,旅(兼分区)司令员张宗逊军政兼顾,确实忙不过来。见到朱明,张宗逊乐不可支:“你来了,不但要管政治部的事情,实际上你还是代政委!”

朱明一上任,就遇到一场恶仗。1942年2月,日军集结第16、第3混成旅团1万多人,对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发动春季“扫荡”,矛头直指根据地中心区兴县。120师首长决定,党政机关撤出兴县县城,实行坚壁清野,疲敌饿敌之后,再予收拾。2月上旬,日军进占兴县县城,却只得到一座空城。

在张宗逊、朱明指挥下,“三五八旅旅直、教导营和七一六团、第八团奉命在大蛇头、界河口、二十里铺一带,破坏兴岚公路,截断兴县、岚县之间敌人的交通线,逼敌退出兴县。二月十四日,第八团在寺沟会地区打击‘扫荡’之敌,毙敌一百余人;二月十五日,七一六团在沟门前伏击了敌人的汽车队,毙敌数十人;……在二月十九日前,三五八旅各部队积极打击敌人,共进行大小战斗二十次,第七团和各游击大队积极开展破路、收电线,打击敌交通运输活动。”(见《张宗逊回忆录》)

敌人受到沉重打击之后,很快确定第358旅旅部活动位置,并集中3个大队8路疾进,企图将该旅歼灭在兴县城东北孙家庄、大树岔地区。在朱明率部奋勇掩护下,部队相继突围成功。在作反“扫荡”总结时,张宗逊高度评价说:“过兴岚公路时,要不是朱主任带队冲过去,大部队一折回来,目标就大多了,突围的代价也就大多了!”

1942年4月上旬,张宗逊痔疾发作,工作受到影响,只好进入后方医院治疗,随后又赴延安学习。“我离开部队期间,分区和三五八旅的工作由参谋长李夫克、政治部主任朱明负责。”(张宗逊语)

朱明、李夫克刚刚负责旅兼分区工作,敌人又来“扫荡”了。

1942年5月中旬,恼于春季大“扫荡”收效甚微,日军又抽调驻岚县地区第85大队主力600余人,加上伪军100余人,组成所谓“讨伐队”,再次袭占兴县县城,却又是一座空城!见势不妙,日军慌忙溜出城来,企图回窜,却被晋西北部队堵截于白家墕。

根据当面敌情,朱明、李夫克一致判断:敌人回窜老巢,有4条道路可通,而以向东南溃围可能性最大,遂以第716团及工卫旅一部在白家墕东南二京山设伏,以伏击手段歼敌于运动中。

18日10时许,敌人果向二京山方向逃窜,正落入八路军伏击圈,恶战随之打响。至晚,敌人被困于肖家窳西南高地,覆灭在即。这时,天气突变,风沙漫天,伸手不见五指,双方各自收兵。19日凌晨,朱、李接到报告:敌人逃了!原先规定,不论何部发现敌人逃跑,即举火为号。可是,由于风沙漫天,加上地形障碍,竟未发现敌人已经逃逸。

当时,有的领导主张,昨日恶战一天,部队伤亡不小,应该见好就收,朱明、李夫克却冷静地判断:敌人携带着伤兵,饥疲劳累,且不识路,跑不出多远!于是,他们断然下令各部队追击。

果然,因为道路不熟,敌人折腾大半夜只走了10余里路。19日晨,又被第358旅追击部队合围于兴县东南20公里处的田家会村。当日18时30分,参战部队发起总攻。至21时许,日军生还者寥寥,余敌悉数被歼。田家会战斗,是晋西北抗战史上著名的战斗,八路军仅伤亡75人,却歼敌700余人,吓得日军连续15个月不敢对晋西北进攻。

1944年春天,朱明奔赴延安中央党校学习。

四、许光达:“对于培养第3纵队的战斗意志,朱明同志是有功劳的”

1945年8月中旬,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朱明又回到前线。为了适应反攻需要,中央军委决定晋绥军区直属军委领导,由贺龙、李井泉统一指挥,担负向晋绥地区日伪军大反攻的任务,下辖吕梁军区(司令员张宗逊)、雁门军区(司令员许光达)、绥蒙军区(姚喆)3个二级军区,朱明担任雁门军区政委,协助许光达指挥军区部队,积极对日收复失地。不久,朱明改任晋绥二地委书记兼晋绥军区2分区政委。1946年春天,国内一度出现和平曙光,中共党内、军内一度和平思想抬头。这时,朱明有针对性地开展教育,帮助2分区指战员认清蒋介石阶级本性,时刻做好以战止战准备。

1946年11月中旬,根据中央军委决定,晋绥军区第3纵队在山西朔县(今朔州市)地区成立,许光达担任司令员,孙志远担任政委,朱明担任政治部主任。第3纵队组建后,朱明参与指挥部队转战于山西中部、北部和绥远东部地区,担负保卫晋绥解放区的任务。由于作战地区条件艰苦,有时甚至连饭都吃不上,部队怕苦怕难情绪很大,朱明做了大量战时政治工作,克服了不良情绪,胜利完成作战任务。

1947年7月下旬,第3纵队编入西北野战军序列作战,朱明参与指挥部队相继参加榆林、沙家店、延清等战役。10月中旬,延清战役让第3纵队大出风头。根据计划,第3纵队会同第1纵队主攻清涧城。由于该城地形特殊,加上敌人守备严密,第3纵队急切之间毫无进展。这时,许光达、朱明深入一线,开展军事民主,很快找到突破敌人防御办法,最终会同兄弟部队攻下清涧。

1947年冬天,第3纵队在清涧地区进行新式整军运动,具体工作由朱明负责。主要内容是发动士兵诉苦,开展诉苦运动,提高阶级觉悟。诚如朱明所言,“解放军大多数指战员都是穷苦农民出身,亲身遭受过地主与富农、国民党政权及其军队给予的各种痛苦。有的家里卖儿鬻女,逃荒要饭,家破人亡;有的几辈子当牛做马,到头来房无一间,地无一垅,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他们都有一本血泪账。”对于诉苦运动的政治效果,朱明有过生动的记述:“经过诉苦,挖穷根,算剥削账,再从大量典型事例中,归纳出问题一层层深入讨论,搞清楚阶级剥削、阶级压迫是怎么回事,反动统治阶级代表谁的利益,劳动人民的共同敌人是谁,天下穷人为啥是一家,等等。讨论具体深入,有情有理,生动实际,紧扣人们心弦。广大指战员通过诉苦这个深刻而实际的阶级教育,把苦变成恨,把个人仇恨变为阶级仇恨,知道了‘苦从何来,仇向谁报’,发自内心地喊出‘穷人要翻身,消灭国民党军’。大家纷纷表示:‘一定要在战场上报仇。’”

经过诉苦运动,激发出指战员的无穷斗志,对此,许光达说过,“对于培养第3纵队的战斗意志,朱明同志是有功劳的”。

1948年2月,第3纵队转入外线作战,朱明参与指挥部队参加宜川战役、荔北战役,见证了收复延安的伟大时刻。朱明常说,“政治干部要懂军事,呆在屋子里谈政治工作,鬼才服你!”宜川战役中,朱明上前线勘察地形时,一脚踏上了敌人埋设的地雷,幸亏警卫员将他推开,才幸免于难。事后,前线指挥员担心这样下去会出事,有些后怕地劝说:“朱主任,请您别再上前线了,我们服了!”

1948年7月,孙志远调任第7纵队政委,朱明实际上履行起政委职责,他肩上的担子更加重了。

1949年2月1日,根据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编制及部队番号的命令,西北野战军第3纵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军,隶属第一野战军建制,许光达担任军长,朱明担任政委。他们指挥的部队在随后的陕中、扶眉、兰州战役中屡创奇功,佳绩迭出。

五、毛泽东:“由总政组织部的来当政委,通信兵肯定既讲政治,又听组织的”

1949年10月,朱明升任第2兵团(司令员许光达)政治部主任,参与指挥挺进河西走廊行动、甘肃境内剿匪行动。时第2兵团兼任甘肃军区,朱明兼任军区政治部主任。

1950年9月,第2兵团部免兼甘肃军区,调到北京组建装甲兵领导机构,许光达出任装甲兵司令员,朱明则调到总政治部组织部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罗荣桓在北京组建总政治部班子。考虑到朱明在红一、二、四方面军都干过,又相继在晋绥野战军、西北野战军干过,是有代表性的老同志,且在组织部门工作过多年,罗荣桓遂把他调到总政治部,担任了组织部第一副部长。

20世纪50年代中期,总政开始为人民军队高级干部定级、评授军衔作准备,罗荣桓遇到不熟悉的干部,常常幽默地说:“有请朱副部长!”这时,朱明如果熟悉此人情况,就会实事求是地反映情况,不溢美,不掩过,深得罗荣桓赞赏。


◆1957年8月通信兵部首长和军邮总站全体同志合影,前排左七为朱明,左八为王诤。

作为第一副部长,朱明主持组织部和全军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日常工作。他负责组织起草和制定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条例》等一系列规章条例,参与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机构的编制建设工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新时期的组织建设与制度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5年9月,朱明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和一级独立自由勋章。

1956年4月13日,国防部决定将总参谋部通信部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部,作为一个兵种来建设,履行兵种领导机构职能,人民军队通信战线元老王诤中将担任主任,朱明担任首任政委。当时,毛泽东幽默地说过:“由总政组织部的来当政委,通信兵肯定既讲政治,又听组织的。”在朱明担任政委期间,他始终强调“政治挂帅”“为人民搞通信”,绝对杜绝失密、泄密事故、案件,为军事通信事业开创了好传统。由于保密问题,他的许多好做法,仍未为外界所知。

1964年1月1日,朱明由于积劳成疾,在北京与世长辞。在公祭朱明的仪式上,杨成武副总参谋长在悼词中这样评价他的一生:“朱明同志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具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一贯认真地坚决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持党的原则,维护党的利益。”“他对党对革命无限忠诚的高贵品质和许多模范事迹,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将永远铭记在我们的心中。”

【党史博采 司英玉】

上一篇: 7已经到顶了 下一篇: 毛泽东寻找的“兴国矮子”到底是谁?

用户评论: 恭喜!你是第一个留言者!


兴国情缘
在线交流40905509  电话:15970899111 邮箱:40905509@qq.com 微信公众号:xgjjw123
声明:部分资料来源于网络,若侵犯了你的权益,请来信告知,我们会即刻删除。本网会员的言论,仅代表其个人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本站所提供的信息,仅供参考,不作为你投资理财的依据。
赣ICP备16003193号
投稿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