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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中将,从未领兵打仗,却被林彪赞其一人等于十万兵

 

加入时间:2018-11-02  点击:261  ·双击自动滚屏· [字体: ]
开国中将,从未领兵打仗,却被林彪赞其一人等于十万兵

文/徐明

《孙子兵法》云:将者,智、信、仁、勇、严也。大多数将军成名于冲锋陷阵,勇冠三军,狭路相逢勇者胜。将军的荣耀,莫过于提出名字,就能让人联想到一串辉煌的战斗、战役。而苏静无疑不属于此者。

林彪一般很少夸赞部属,而他对苏静却青睐有加,称赞“一个苏静等于十万兵”。

苏静上过师范,是我军开国将领中少有的知识分子。他一生淡泊名利,不事张扬,处世低调,为人谦恭,文而有节,是位典型的儒将。 而外界对于他和他的历史贡献知之甚少。

开路先锋,“苏静同志在前面开路是有功的”

苏静, 原名苏孝顺, 1910年12月21日出生在福建省海澄县 (今龙海市) 海澄镇六口碑村一个普通农民的家庭。 生活虽然清苦 , 但家人却坚信一个道理, 男儿要立足于世, 非有文化不可。 于是, 一家人咬紧牙关供苏静上学。 当他以优异的成绩小学毕业后, 全家又不惜举债让苏静上了位于漳州的省立第八中学。 在这所中学里, 他第一次接触到社会主义思想, 并在党的影响下开展革命活动。 1930年, 苏静考入漳州第二师范学校继续深造。 正因为如此, 当他1932年参加红军时, 红1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称他是 “文化人”, 并根据他本人的意愿安排其到红1军团司令部通信科当参谋。

1934年5月,红一方面军进行整编,苏静从通信科调到作战科当参谋,不久又调到侦察科还是当参谋。有趣的是,苏静战争年代一直在红1军团,及其延伸八路军115师、第四野战军工作,一直在老领导林彪、聂荣臻、罗荣桓麾下,这和其他将军隶属屡有变动不同。在侦察科的职责是负责绘制军团的行军路线图和誊稿、刻蜡版、油印等工作。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因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被迫走上了漫漫长征之路。苏静所在的红1军团一路成为全军的开路先锋,而苏静则是先锋中的先锋。


开国中将,从未领兵打仗,却被林彪赞其一人等于十万兵


◆1943年4月,苏静(右一)与罗荣桓(左三)、奥地利医生罗生特(左二)等合影。

红军过封锁、渡大江、爬雪山、过草地,经过的地方大多艰险重重,有的地方人迹罕至,死亡、饥饿、疾病、疲劳,常常使得红军指战员的体力达到极限。 军情、民情、地形的不熟悉,敌人的一再围追堵截,无疑让红军危机四伏。因此能否在情报上达到知己知彼,尽可能地少走弯路,避开优势敌军,是红军最终到达目的地的保证。由于侦察参谋的职责所在,苏静在长征中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为整个军团探路。部队行军打仗每到一地,别人都住下休息了,他却不能歇息,要马上出发,带上几名侦察员,朝军团首长定下的下一站,沿路侦察。别人走了一遍的长征路,他要先侦察走个来回,再跟着走一趟,走的距离是别人的三倍。这项任务不仅艰辛,而且危险。漫漫长征路,大部分时间是行走在高山大川中,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到处潜伏着危险。侦察回来,要立即把行军路线上的地形地貌、道路桥梁一一画在图上。苏静在红军中文化水平相对较高,人又极为细致认真,画出来的图清晰、规范,军团首长林彪、聂荣臻等对他的工作向来感到满意和放心,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聂荣臻在回忆录中就说过这样的话:“红军过草地,苏静同志在前面开路是有功的。”

中央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后,减员严重,改编为陕甘支队,部队体力已经达到了极限,每多走一两天路程,都有可能造成可怕的非战斗减员。为确保长征的胜利,毛泽东亲自到由红1军团改编的第1纵队指挥部队北上。林彪向苏静交待,每天的行军路线,要直接向毛泽东报告。苏静的工作压力可想而知。每天晚上,他把侦察员们搜集来的情报分析汇总,根据新的情报连夜绘制新的行军路线图。第二天天没亮,苏静就会带上最新的行军路线图向毛泽东报告当天的行军路线,从出腊子口到吴起镇,苏静负责绘制行军路线图,差不多天天与毛泽东接触,直到陕北。苏静的严谨、认真无疑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长征途中,苏静为中央红军绘制的路线图达数百张之多,现在仍有数张完好无损地保存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成了宝贵的史料。

1936年1月,中央红军长征结束后,苏静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足智多谋,“一个苏静等于十万兵”

苏静的缜密细致,足智多谋在军中是出了名的。

红1军团一直流传着苏静妙用“老马识途”的故事。1935年秋,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曾经力图向北发展,红1军团长林彪、参谋长左权带领苏静到瓦窑堡以北地区进行地形勘察,不料陷入沙漠,迷失方向。眼看夜幕将至,林彪、左权等人心急如焚,左权将军问苏静该怎么走?苏静没有直接回答,急中生智,想到了“老马识途”这句成语,便把随行的马僵绳撒开,让马在前面带路。果然,这匹识途之马终于将他们带出了沙漠。从此,苏静成为林彪手下的小诸葛,得到林彪的赏识。抗战全面爆发后,红1军团改编成115师,许多将领都要降一、两级以上使用,苏静却被提升为侦察科科长 。

1938年115师进入晋西孝义地区后,二战区的国民党军以国共合作的名义派了一个蒋干似的联络参谋带着电台来到师部。八路军既要同友军搞好配合,又要防止友军在暗中偷偷算计自己。果然,那个联络参谋到八路军后,极为活跃,频繁拉拢、收买师部机要人员。很快,一名师部译电员被拉下了水。政委罗荣桓和代师长陈光经过商量,决定派机智的苏静去对付这名参谋。苏静首先不动声色地处理了那名译电员,然后来了个将计就计,白天同国民党参谋虚与委蛇,时不时“无意中”说漏了嘴,泄露出一些八路军的情报。到晚上,苏静沾上枕头就安然入睡,当他鼾声渐起之际,那个参谋便打开电台,一人念报文,一人敲发报键。躺在被窝里的苏静则把这一切都记了下来,通过对故意泄密内容和国民党电码的反复对照,二战区国民党军的密码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我们搞到了手。


开国中将,从未领兵打仗,却被林彪赞其一人等于十万兵


◆苏静在作报告。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国共双方随即为争夺东北展开了激烈的较量。11月中旬,在山东战斗六年的苏静跟随老领导罗荣桓到达沈阳,在刚刚组建的东北民主联军中担任司令部情报处处长。东北民主联军司令员是林彪,苏静又来到另一位老领导的身边,很快成为林彪的左膀右臂。

初到东北,局面相当混乱,虽然中共出关的部队多达十几万,但各部队都是从各自的根据地出发,彼此之间没有电台进行联络,就连林彪带领的司令部也不知道自己的部队在哪里。而当地老百姓也不了解共产党,把国民党当成正统,使得东北民主联军几乎成了瞎子、聋子。仗打得很不顺利,山海关失守,锦州失守,辽西走廊洞开……守也守不住,打运动战又集中不了兵力,此时情报工作的重要性更加突出了。身为情报处处长的苏静更是心焦如焚。

但苏静不负众望,很快就编织起一张有成效的情报网,并迅速组织100多名情报人员收集敌情。林彪很想打个大胜仗鼓舞下士气。机会来了!1946年2月11日,苏静向林彪报告:敌89师近2个团脱离其主力到达秀水河子,离主力有3天的路程。林彪当机立断,迅速就近调集7 个团的优势兵力一举将其全歼,从而拿下了进军东北以来第一个漂亮的歼灭战。 秀水河子战斗,东北民主联军首次全歼国民党军一个建制团,中央军委专电嘉奖。4月15日,林彪又根据苏静的情报,再次指挥部队在大洼一举歼灭敌87师4400人。当时,敌87、89两个师均属黄埔悍将陈明仁的74 军,战斗力极为强悍,在东北战场多次给我军造成重大伤亡。林彪能够连续重创74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苏静的情报保障得力,做到了知己知彼。大洼战斗结束后,林彪高兴地对部属说:“一个苏静等于十万兵。”后来,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政委彭真见到苏静时,高兴地夸奖道:苏静同志,你的情报工作搞得很好啊!

正是由于有苏静的情报做后盾,林彪此后经常通过电台直接指挥师、团一级作战,作战效率大大提高。

锦州献计,战略决战中的不凡角色

苏静一向低调,对于自己毕生的战功,曾经这样自谦地说:“如果说我对革命有什么贡献的话,那就是辽沈战役攻打锦州时向林彪建议采取坑道近迫作业攻城的战术,被林彪采纳。”

善于观察,勤于用脑是苏静的另一特点。早在红军长征时期,敌人的飞机就像赶不走的苍蝇,天天在红军行军队伍的头顶盘旋、轰炸、扫射,给红军带来不少伤亡。如何才能把敌人空袭的损失降到最低的限度?细心的苏静开始观察敌机的行动规律,试图找到一套躲避敌机空中打击的办法。他后来说:“飞机有时飞得很低,真是欺负人。我冷静地观察飞机投弹的位置与弹着点的距离,总结出躲避炸弹的经验,并告诉战友们。”掌握了敌机规律,也就找到了对付的办法,这对减少部队伤亡起了不小的作用。

1948年9月,按照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东北野战军主力南下北宁线(北平至沈阳),揭开了辽沈决战的序幕。这时,苏静担任野战军司令部作战处处长兼教育处处长。在野战军指挥部南下途中,司令员林彪、政委罗荣桓命令苏静赶往义县,现场了解第3纵队攻打义县的情况。

9月下旬,苏静赶往义县前线,深入了解敌情,掌握攻城部队状况。义县城墙高厚,工事坚固,易守难攻。东野3纵在扫清外围据点后,为了隐蔽接近国民党守军,采取近迫作业的方法,挖掘了大量直抵义县城墙的交通壕,依托这些交通壕实行现地勘察并组织步炮协同。10月1日总攻发起后,仅经4小时激战,一举攻克这座有坚固城防的城市。

10月5日,苏静在义县附近向林彪、罗荣桓汇报义县作战经验时,特别提到攻城部队采用了近迫作业挖交通壕隐蔽接敌的方法,大大减少了在敌炮火下运动的时间与距离,有效地增加了攻击的突然性,减少了自己的伤亡。苏静汇报完后,林彪当即命令苏静返回义县,调主攻义县的3纵和2纵5师参加主攻锦州。苏静觉得他汇报的义县攻坚经验没有得到林彪应有的重视,到了锦州前线,赶在总攻发起之前,于10月7日,斗胆再次向林彪提起义县攻坚的经验。这一回林彪听进去了,向攻城各部队下达命令,攻城各部必须实施近迫作业,挖交通壕接敌,令攻城各纵队、师,每个师以三分之二的兵力抢挖高宽各为1.5米至2米的交通沟至敌阵地 50至60米处。这一招不仅在攻锦作战中起到了同义县战斗同样的作用,还在精神上给守敌以极大的打击。战后,被俘的国民党军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承认,当他看到解放军把战壕挖到眼皮底下时,固守的信心立时开始崩塌。

辽沈战役取得胜利后,林彪又指挥东北野战军迅速入关,用不到两天的时间就攻下敌军防守严密的天津城,给困守北平的傅作义以极大的军事威慑。天津之战之所以打得如此漂亮,其中相当程度上是因为东北野战军在锦州之战中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攻坚经验,攻坚信心也大大提高了。由此可见,苏静的建议使东北野战军迅速成长为一支善于攻坚、敢于攻坚的部队。

和平使者,连毛主席的信也敢扣

《罗荣桓传》中有这样的记载,1949年1月16日晚上,北平和谈达成初步协议后,傅作义方提出解放军派出代表同其一道入城,以便进一步联络、商谈。罗荣桓将已调任东北野战军司令部参谋处处长兼作战处处长的苏静叫到自己住处,对他说:“派人进城,中央有过指示,要求挑选一个对党忠诚、对党的政策有比较深的了解,又有随机应变能力的同志。我们商量过,认为你还是符合这些条件的。”


开国中将,从未领兵打仗,却被林彪赞其一人等于十万兵


◆傅作义派《平明日报》社长崔载之,由中共地下党员李炳泉陪同出城找解放军谈判。图为解放军谈判代表苏静与崔载之、李炳泉。

东北全境解放后,东北野战军85万大军浩浩荡荡入关,直插平津。在解放军强大的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下,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派代表同解放军进行秘密会谈。从进行第一次谈判起,到1949年1月16日双方就国民党军改编和北平接收各项事宜达成基本协议止,共进行了三轮谈判,苏静作为解放军的代表,全程参加。16日下午谈判结束后,傅作义的代表邓宝珊提出希望解放军方面派出代表同他一起进入北平城,以便进一步联络。林彪、罗荣桓便派苏静去执行这个任务。虽然这一任务来的突然,苏静没有丝毫思想准备,且有很大的风险,但他义无反顾地接受了这个深入虎穴的任务。

当晚,林彪交给邓宝珊一封信,要他交给傅作义。这是一封由毛泽东亲自写的,以平津前线司令员林彪、政委罗荣桓的名义致傅作义的信。信中历数傅作义在三年内战中追随蒋介石犯下的罪行,声称要追究傅作义的内战责任。信没有封口,邓宝珊私下里看了,看完之后大惊失色,当着苏静的面说:“这封信太出乎意料了,这封信措辞很严厉,傅作义不一定会受得了,我准备暂不交给傅先生,以免节外生枝,使谈判功亏一篑。”苏静觉得事关重大,向总前委作了汇报,林彪听了汇报后说:“是啊,那封信是有些严厉,他要暂时不交也可以。”1月17日,在进城的途中,邓宝珊再次提到那封信,提出暂不交信的想法,征求苏静的意见。苏静当即表示:您可以决定嘛!

由于这封信被暂时扣下了,苏静进城后谈判进行得基本顺利。1月21日,苏静同傅作义的代表分别在 《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书》 上签了字,至此北平和谈取得圆满成功。从第二天起,国民党军开始陆续开出城外。协议签订后,苏静奉命留在北平城内,继续负责同傅作义方面的联络,并监督协议的执行,同时还为即将到来的解放军入城仪式作准备。正当他忙得不可开交之际,1月25日突然接到指示,要他立即出城到通县宋庄前线指挥部汇报工作。苏静一到宋庄,见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等首长都在。罗荣桓见到他便问:“由邓宝珊带给傅作义的那封信傅作义看了没有?”苏静回答:“不清楚。”聂荣臻说:“你今天要回去问一下邓宝珊,若还未交,你要同他一起去见傅,务必在今明两天让傅看到这封信。”

苏静得到指令当天晚上就急忙赶回北平城内,找到邓宝珊,并和他一起去了傅作义在中南海的家。傅作义热情接待了苏静。在两人谈话期间,邓宝珊进入了内屋,把信交给了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邓宝珊实际上认为此刻还是不宜把信给傅作义看,但又想不出别的办法,他知道傅冬菊是共产党员,就悄悄找她商量。傅冬菊看过信后,也认为目前还不能把信交给父亲,再次把信扣下了。就这样,苏静、邓宝珊、傅冬菊三个人两次扣压了这封信。后来,有人开玩笑地对苏静说:“你可真是胆大包天啊!毛主席亲自写的信,你也敢同意不交,后来接到指示,你还是没有让傅看到那封信,你就不怕追究你的责任?”苏静笑而不答。

直到1949年2月1日,《人民日报》 全文刊登了这封信,傅作义才看到它。傅作义见报后情绪果然异常激动。其实,毛泽东写这篇措辞激烈的信也是事出有因。三年前内战初起,傅作义指挥他的人马连续攻占了解放区的多座城池,一时间得意忘形,竟然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上毛泽东书》,扬言共产党不可能取得胜利,并说如果共产党能取得胜利,他愿意给毛泽东牵马执鞭。不想也就三年的时光,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傅作义冷静下来后,于2月3日给林彪、罗荣桓写信说:“两年半戡乱战争的严重灾难,我愿担当错误责任,愿意接受任何惩处。”2月5日,傅作义等到的答复却是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在北京饭店的宴请。苏静参加了,据他回忆,宴会的气氛是融洽的。2月20日,毛泽东在西柏坡接见了傅作义、邓宝珊,肯定了两位将军在抗日战争和和平解决北平问题上所作的贡献,鼓励他们为人民立新功。


开国中将,从未领兵打仗,却被林彪赞其一人等于十万兵


◆苏静(中)代表中央慰问新疆。

苏静的冷静变通尽管很微妙,但是随着傅作义思想认识上的提高和对北平和谈中细节的了解,对将他引向光明的和平使者苏静将军充满了感激之情,同时也为他的睿智和胆识所折服。解放后,傅作义曾多次拜访苏静,并馈赠礼物以表谢意。

苏静对北平和平解放的贡献,直到1988年纪念北平和平解放50周年时,苏静写的《回忆北平和平谈判》文章中人们才有所了解。说起自己的贡献,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我只是一个联络员,如果没有我,领导还会派其他人进城的。”

文而有节,沧海横流方显将军本色

1950年,苏静被任命为第四野战军副参谋长,1952年1月,又被任命为总参谋部军务部部长,承担起具体规划、办理全军编制、兵员、武器装备等业务工作的繁重任务。

1955年9月,全军第一次授衔时,苏静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许多与苏静差不多的老资格的机关干部大多授衔大校。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全国陷入混乱,为稳定局面,中央决定对事关国计民生的要害部门实行军管。1967年4月,由周恩来提名,总参党委决定,派苏静到铁道部担任军管会主任。当时铁道部已经分成两派,尖锐对立,局面大有失控之势。苏静为了使铁道部的工作正常运行,紧紧依靠铁道部的领导干部,力做两派的说服工作,消除群众的派性对立。

没有明显支持“中央文革”倾向的那一派,引起“中央文革”的不满,组长陈伯达带人跑到铁道部召开群众大会,名曰“支左”,实为“支派”。大会一开始,陈伯达就让他们想支持的一派的头头坐到主席台上来。这样一来,另外一派的群众就不干了。顿时会场大乱,局面失控,这时苏静挺身而出,请另一派的头头也坐上主席台。这等于和陈伯达公开唱对台戏,在政治上是冒很大风险的。陈伯达很生气,站起身,带着他的人下了主席台,把苏静晾在了台上。久经沙场的苏静也不含糊,你下台我也下台。台上变得空无一人,会开不下去了。陈伯达无奈,只好再次请苏静上台主持会议,苏静就再次把两派群众组织的代表都请上台。陈伯达再无计可施。但这下算是把“中央文革”给彻底得罪了。

陈伯达是当时的“文革”红人,之后北京街头“打倒苏静”的大标语开始满天飞。苏静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过了不久,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下来了:两派都是革命群众。“中央文革”只得作罢。人们还认为苏静能通天,提前知道毛主席的精神。多年之后,苏静回忆道:“当时我觉得自己已经无路可走了,如果按‘中央文革’的意思支一派压一派,铁道部肯定要大乱,全国的经济也就必然大受影响,我就是国家和人民的罪人,肯定要被打倒。如果和陈伯达对着干,也是肯定要被打倒。不管怎样,无非是个打倒,所以就豁出去了!”

1969年,在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苏静是整个国务院系统的国家机关大组召集人。在中央委员选举提名时,他提出凡是到国务院军管的军代表都不要参加国家机关大组的中央委员候选人提名。并说,如果军队大组有人对我们这些军代表提名是可以的。苏静这样提议,并无任何人授意,完全是从大局出发。因为当时在各部委中几乎全是由军代表在主持工作,如果苏静不这样提议,提名和选举的结果就很可能对各部的领导干部的解放工作产生不利影响。当时耿飚说:“那一个不提也不好哇!”这样苏静才被提名并被选为中央委员。

众所周知,苏静长期在林彪手下工作,和林彪的关系当然也不一般。解放后,苏静家离林彪家只有一街之隔,步行也就十几分钟,然而苏静到林彪家也只去过两次。一次是在编写《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有关东北战场的注释时,罗荣桓让苏静到林彪家征求意见;另一次则是九届二中全会闭幕不久,林彪在家中召集参加军管干部了解军管情况,而且去之前苏静已经征求了周恩来的意见。这并不是因为苏静有什么先见之明,而是他认为“一方面是因为没有直接工作关系,另一方面是林彪过去受伤身体很不好,不便去打搅。”

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林彪折戟沉沙,因为苏静与林彪过去关系很深,显然也就成了被怀疑和调查的对象。但苏静心里很坦然,他不但不回避,反而在群众大会说自己与林彪关系最密切,要群众对自己揭发。苏静的儿子苏晓林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当时“母亲很生气,说:你父亲真傻,偏偏林彪出了问题后,他却要说自己和林彪关系最密切!” 苏静的言行,更让人感到他人品的伟大,毛泽东也觉得此人敢讲真话,人品可贵。李先念则感叹地说:“过去我们对苏静同志也不了解,只知道他给林彪当过副参谋长,现在一查倒成了好事,我们反而对苏静同志了解得更清楚了。” 清者自清,浊者自浊 。

1973年,四野著名战将韩先楚调任兰州军区司令员,他指名要苏静和他搭档,出任军区政委。苏静也很想回到部队,但周恩来坚决不放。韩两次打电话向周恩来要人,周恩来说,谁都可以调,就是苏静不能调。李先念也多次挽留苏静。

1984年3月,苏静退出领导岗位。1988年7月,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7年11月28日,一代名将苏静病逝于解放军309医院,就像他名字一样静悄悄地走了。

来源:《党史博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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