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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夜,风萧萧月茫茫——追忆中央红军长征夜渡于都河

 

加入时间:2019-06-10  点击:148  ·双击自动滚屏· [字体: ]

“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教诲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近日,记者来到于都,寻访当年中央红军夜渡于都河的几个渡口,追忆当年中央红军冲出困境、实施战略大转移的过程和赣南人民全力以赴、支持红军长征的火热场面,领悟革命信仰的神奇力量。

急转直下谋转移

于都县城东门渡口——毛泽东、周恩来等和中央直属机关在此渡河

于都河是当地人的叫法,地图上标的名字是贡江。

2019年6月7日下午,大雨滂沱,于都县城东门渡口前,江面依然平静,前方一片朦胧。但在1934年10月17日晚,这里应是无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博古、张闻天、李德等中央领导人和军委总司令部等机关在这里上桥渡河,踏上长征路。

时任毛泽东警卫员的吴吉清回忆,那是黄昏的时候,毛主席带领我们,来到河边浮桥。我们看到于都河边数以万计的男女老少在为红军送行。他们从四面八方拥集到渡口来,有的给部队送来茶水;有的抢着帮助部队挑担子,背背包;有不少妇女和老大娘穿行在等候过河的队伍中间,送草鞋,送斗笠,送雨伞,还往战士们怀里塞吃的东西。有的站在河边深情地唱着:

送红军到江边,

江上穿呀穿梭忙。

千军万马渡江去,

十万百姓泪汪汪。

恩情似海不能忘,

红军啊,红军!

革命成功早回乡。

当时,红军前行路线虽已明确,前途却甚是迷茫。

头一年也就是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50万重兵,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在此之前的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领导人博古等从上海转移来到瑞金,在中央苏区全面推行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和政策,特别是军事上排斥了毛泽东对红军的正确领导。共产国际驻中共军事总顾问曼弗雷德·施特恩和军事顾问李德(奥托·布劳恩),不顾中央苏区实际情况和红军作战特点,一意孤行,在指挥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强制中央苏区红军“御敌于国门之外”,与敌人堡垒对堡垒、阵地对阵地拼消耗、步步抵御、消极防守、“短促突击”等,同时推行“关门主义”,错误处置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发动的“福建事变”,坐失了打破国民党军“围剿”的良机,经一年浴血奋战,未能打破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红军部队遭受重大伤亡,苏区丧失大片地方。

1934年4月10日至28日,博古、李德等调集红军第一、三、五、九军团共9个师,在广昌地区与国民党北路军陈诚部11个师展开决战,虽毙伤国民党军2626人,但红军伤亡多达5500余人,以广昌县城失守告终。由粤赣军区红军独立第二十二师防守的会昌筠门岭,也被国民党粤军攻占。

广昌和筠门岭失守后,博古、李德等还不吸取教训,又调集红一、五、七、九军团,从1934年5月12日起,在福建建宁城外与国民党军8个师激战5天5晚,同样付出重大代价,建宁县城失守,第五次反“围剿”败局已定。

广昌会战结束后,毛泽东、彭德怀等对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提出了严厉批评。1934年5月下旬,博古不得不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对反“围剿”形势进行讨论。对今后红军反“围剿”作战方针,中共中央书记处向共产国际报告提出了两种可能性:一是红军主力“留在中央苏区,转入游击战争,将其作为我们斗争的最重要方法”;二是坚决“保卫中央苏区到最后,同时准备将我们的主力撤到另一个战场”。中共中央将会议讨论的意见报告给共产国际远东局。共产国际远东局政治代表埃韦特认为,红军应留一部分主力在苏区组成游击兵团保卫苏区,而“我们的基本力量,只有在实行保卫的各种可能性都用尽之后并且在保存着我们大部分有生力量的情况下”,才应撤出苏区进行战略转移。中共中央和埃韦特,都各自将上述意见报请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审议。当年6月16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致电埃韦特和中共中央,实际上同意了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红军主力在必要时撤离中央苏区的决策,要求中共中央需要为将来的撤离做必要的准备。

倾力支援子弟兵

梓山镇山峰坝渡口——红一军团在此渡河

梓山镇山峰坝渡口,位于323国道边,东距瑞金城近60公里,西离于都县城16公里,附近分布着万亩富硒绿色蔬菜产业园等多处农业产业基地。

大雨初歇,江面开阔,青山倒影清晰可见,附近居民告诉记者,这里水深仍然达两三米甚至更深。

一块纪念碑静静矗立路边。

1934年10月17日晚上,充当左路前锋的红一军团就是从这里和长口、花桥等处渡过于都河。在此之前,赣南各地为红军集结长征做了大量准备。

自会昌筠门岭失守后,粤赣军区和粤赣省所辖地域日益缩小,仅剩会昌、西江、于都、登贤等县苏区。中革军委对中央苏区各军区、军分区设置作了调整,增设了赣南军区,任命中央政府副主席、中央书记处成员项英兼任赣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刘伯坚任军区政治部主任。赣南军区总指挥部机关设在于都县城北门街舒屋,下设第一、第二作战分区:第一作战分区以杨殷、赣县为作战地域,指挥部设兴国均村;第二作战分区以登贤县及于都南部天心河以西为作战地域;另外还管辖信康、南雄两个远殖游击区。赣南军区负责牵制赣州的国民党粤军,发展边境游击战争,并保持与河西湘赣苏区的联系。

为与赣南军区的军事任务相适应,1934年5月下旬,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设立赣南动员区,项英兼任赣南动员区主任。中共中央还向赣南动员区派出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潘汉年、少共中央局宣传部长刘英负责的扩红突击队,分别到赣南动员区所辖杨殷、赣县、于都、登贤等县,开展扩红突击工作。

6月下旬,中共中央又决定在赣南动员区的基础上,成立赣南战地委员会,直属于中央领导。项英兼任赣南战地委员会主任,刘英及所辖各县县委书记为委员。赣南战地委员会办公机关设在于都县城大佛寺。

中共中央收到共产国际6月16日指示电后,博古于6月下旬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随后开始了撤离苏区突围转移的秘密准备工作,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中央最高“三人团”,对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突围转移秘密进行筹划。

从1934年6月底7月初开始,在“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与敌人五次‘围剿’决战”等口号掩护下,中央苏区开始秘密准备红军主力突围转移,主要是扩大红军、补充兵员、筹集军费和军需物资。

鉴于粤赣苏区不断失陷,同时为适应即将实行的红军主力突围转移,1934年7月,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决定在赣南战地委员会辖区内设立赣南省,组建工作从7月下旬开始,由项英负责。省苏维埃政府工作部门工作人员大部分从粤赣省调来。少共赣南省委和省职工联合会等群团组织也相继建立。赣南省委机关设在于都县城天主堂右侧平房,省苏维埃政府机关设在县城北门外何屋。

赣南省设立后,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和省军区领导全省军民做了大量的工作:

开展游击战争,巩固苏区南大门。当时驻守在赣州、信丰一带的国民党粤军及靖卫团、义勇队等地主武装经常在登贤、赣县、杨殷等边境地区骚扰,尤其是七八月早稻收获季节。于都、登贤等县人民群众在县委、县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组织起一支支武装割禾队,活跃在赤白交界的游击区域,抢收农作物,从虎口夺回了大批粮食。

扩大红军,补充兵员。赣南是中央苏区主体,当时总人口240万,有33万人参加红军,60万人支援前线,红军长征出发时的8.7万人中,赣南籍红军达五六万,占中央红军总数的65%。赣南为革命牺牲的有名有姓的烈士有10.82万人,其中有半数牺牲在长征路上。1934年5月14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5月至7月3个月扩红5万,分配给江西省扩红计划9300人,赣南动员区2400人。各地迅速掀起扩红高潮,到处呈现出父母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兄弟争相参军的动人场面。3个月的扩红计划完成后,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再次决定在9月内扩大红军3万名。兴国当时23万余人,参加红军的8.5万多人;瑞金参军参战的有4.9万人,其中参加长征3.1万余人,参加游击战争1.8万余人。在两次扩红运动中,1万余名于都籍儿女加入红军,组成了8个补充团。

筹措粮食物资,倾力支援红军战略转移。赣南人民为中央红军提供了大量军需物资和军费,包括稻谷84万担、被毯2万多床、棉花8.6万余斤、草鞋20万双、米袋10万条、制造枪弹的铜8万多斤,还有价值10万元的中西药品和150多万元军费。1934年6月2日,中共中央、中央人民委员会号召全苏区人民紧急动员24万担粮食供给红军。7月20日,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又决定在全苏区开展60万担秋粮借谷运动。由于各级党政组织的重视,分配给赣南省的16万担借谷任务如期完成。当时苏区食盐十分紧缺,为了解决这一困难,赣南省人民自己动手熬制硝盐代替海盐,于都岭背区曾获中央政府授予的“中央苏区熬制硝盐模范区”光荣称号。

各军集结奔于都

于都县城西门渡口——红三、五军团在此渡河出发

在于都县城西门渡口,于都长征大桥横跨贡江两岸,两岸楼房灯火闪烁。但是85年前的10月17日晚上,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在这里渡河时只有靠火把照明。

渡河当天傍晚,这支部队从于都杨梅坳、禾坑塘、步前冈等地出发,在这一带夜渡。夜色朦胧中,可以想象当年当地百姓面临亲人去与留、聚与散的艰难选择,仿佛可以看见红军战士慷慨上路和当地百姓依依惜别的场景。

其实,在1934年9月间,中央最高“三人团”最后制定了红军主力从中央苏区突围转移的行动计划:所有参加突围转移的中央机关和红军第一、三、五、八、九军团,统一编成红军野战军;突围转移的路线和目标,是从中央苏区的西南方向突破国民党粤军设置的封锁线,然后沿赣粤边界,西进湘南,沿着红六军团西进的路线渡过湘江,再掉头北上湘西地区,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当时,红军各军团仍在东、西、北线与敌激战,必须迅速从战场上撤下来,集结休整,补充动员,做好突围转移的各项准备。集结补充的地域,选择在于都河北岸一线。

9月17日,博古就中央红军主力撤离苏区突围转移,再次请示共产国际执委会,要求不晚于9月底作出最后决定。9月30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中共中央回电,正式批准红军主力撤离苏区突围转移行动计划。

从10月6日起,参加突围转移的红军各军团先后开始撤离苏区,向于都集结。至10月17日,参加突围转移的红军野战军,已经全部在于都河流域集结休整,补充完毕。

参加突围转移的红军将士及机关人员共86859人。参加突围转移的野战军,共有步枪29153支,轻重机枪651挺,迫击炮38门,各种枪弹137万发。此外,还有中央兵工厂、造币厂等拆卸下来的大量机器、辎重以及石印机等,甚至一些破铜烂铁和擦拭机器的破布,也都被打包装箱,带着突围转移。军委第二纵队(即中央红章纵队)9853人中,大约有2/3都是人拉肩扛笨重机器和破铜烂铁的挑夫运输人员,光挑子就有3000多副。

为保守军事秘密,中革军委于10月13日重新规定了各军团、各师代号:军委为“红星”,军委第一纵队为“红安”,第二纵队为“红章”;第一军团为“南昌”,第一师为“广昌”,第二师为“建昌”,第十五师为“都昌”;第三军团为“福州”,第四师为“赣州”,第五师为“苏州”,第六师为“汀州”;第五军团为“长安”,第十三师为“永安”,第三十四师为“吉安”;第八军团为“济南”,第二十一师为“定南”,第二十三师为“龙南”;第九军团为“汉口”,第三师为“洛口”,第二十二师为“巴口”。师的下属单位则由各军团自行确定代号。各军团及所属部队统一以此代号与红军总部及相互间联络。

鱼水相依军民情

于都县城南门渡口——红三军团在此渡河踏上长征路

在于都县城南门渡口,这里江面开阔,对岸平坦,夜色苍茫,红三军团部分将士从这里踏上浮桥,渡河长征。

此时,他们应不必担心敌人的突袭和追击。

为了掩护和支援中央主力红军在于都顺利集结休整和安全突围,1934年10月15日,中共赣南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在于都县城谢家祠召开了省、县、区三级干部大会,研究和部署配合主力红军战略转移和各项工作。

组织地方武装配合红军,牵制和阻击敌人,封锁消息,为中央红军集结转移提供了安全保障。胜利县地方武装协同独立三团和赣南军区独立营、教导大队从于都开赴兴国战场,监视西线敌人活动;登贤县、于都县的地方武装,在南线监视粤军动向,协助主力红军肃清敌探,封锁消息。

慰问集结在于都河两岸的红军指战员。当地群众把最好最干净的房子腾给红军作营房,组织慰问队带着鸡蛋、猪肉、草鞋等物品慰问红军,还组织洗衣队帮助红军洗衣服。

帮助征集器材,架设浮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石仲泉说过,当年中央选定红军集结于都,从那里过河突围出去,赣南人民特别是于都人民为支援红军渡河,几乎将家中所有的门板、木料,甚至老人寿棺等一切可用器材都捐献出来,协助红军突击架桥。为保证红军顺利渡河,于都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动员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少,从四面八方来到河边,帮助红军架设浮桥。为了解决架设浮桥所需的木材,沿河两岸群众将自己家里所有可用材料都贡献了出来,县城居民把店铺门板和其他可用之材全部捐献了出去。于都人民为了支援红军渡河,县内沿河所有民船全部停运,应召调入各渡口地点,有的用作架浮桥,有的作为渡船。为了避免国民党飞机的轰炸,隐蔽红军的战略意图,架设浮桥必须在夜晚进行。一到傍晚,于都群众就涌上架桥工地,有的点火把,有的直接参加架桥,有的送水送饭,保障后勤供应。熊熊的火光把河面照得通红,于都河畔到处充满着军民团结战斗的紧张气氛。自10月14日开始,仅用4天时间,就在梓山山峰坝到罗坳孟口之间约60华里的河段上,架起了5座横跨于都河的浮桥。此外,在跃州、鲤鱼小河口、中埠、三门等处,还用竹竿插上了多处涉渡标记。

安置和保护留在苏区的红军伤病员及红军家属。中央红军主力转移后,有2.5万名伤病员需要治疗。1934年12月28日,项英在给博古、朱德、周恩来的报告中说:“由十月二十日到现在出(院)四千余人,残废与重伤已分散到群众家里,瑞西地区还有八九千轻伤病员,赣南河南共有一万以下,杨赣二千以下,兴、胜之间千余人。”这些伤病员大部分被分散在苏区各县群众家中接受治疗。各县派出专门干部到各区、乡召开会议,将伤病员安置任务落实到各区、乡、村,各乡村再落实到户。上级给每个伤病员发了150斤谷票、3斤油和2斤盐。伤病员的膳宿照料均由房东负责,药品由医务所人员送到各户。伤病员到户后,群众待他们如同亲人,给以无微不至的关心照顾。于都人民还在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收养和保护了一批红军指战员的家属,为红军将士解除了后顾之忧。这批被留下的红军将士家属,在于都人民的帮助下,有的被及时转往安全地区隐蔽,有的被收养,成为当地群众的爱子爱女。同时,还有一部分外籍高中级领导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的家属(主要是老人、妇女和小孩),也由于都负责安排和转移。

组织运输队随军出征。中央主力红军战略转移时,把大批辎重,如兵工厂、印刷厂的机器带上随军转移,负担极其沉重,需要数以千计的民工组成运输队随军出征。于都人民积极响应中央征调民工的号召,参加运输队、担架队,随军出发,担负起运送物资器材和伤病员的重任。他们中的一部分,在红军突破第二道封锁线后奉命离队回乡,有的一直随军长征到达陕北。

“十月里来秋风凉,中央红军远征忙;星夜渡过于都河,古陂新田打胜仗。”这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担任军委第二野战纵队政治部宣传干事的陆定一,在全国解放后所作《长征歌》中的第一首,是当年红军夜渡于都河、踏上长征路的真实写照。

突围转移的野战军编为左、中、右三路纵队:红一、三军团为左、右两路前锋;红八、九军团为左、右两路拱卫,分别跟在红一、三军团后面;军委纵队和中央纵队编为中路,夹在左、右两路中间;红五军团为整个野战军后卫,担负掩护任务。人们形容这样编队就像“抬轿子”,野战军左、右两路纵队就像是两根“轿杠”,抬着中间的军委纵队和中央纵队行进。

1934年10月17日,突围转移的红军野战军开始夜渡于都河。野战军总后卫红五军团20日傍晚在于都城至塔脚下间渡过于都河。其实,集结渡河处从于都河上游的梓山镇山峰坝渡口到下游的罗坳镇孟口渡口,河段长达60里,共有8个渡口,除了山峰坝、东门、南门、西门渡口外,其他4个分别是红五军团三十四师渡河处罗坳镇鲤鱼渡口、红五军团十三师渡河处罗坳镇石尾渡口、红八军团渡河处罗坳镇孟口渡口、红九军团渡河处靖石乡渔翁埠渡口。

至10月20日,整个野战军按计划全部进抵突破封锁线战斗打响前的阵地。

10月21日至24日,中央红军野战军全部突破敌人第一道封锁线,离开中央苏区继续西进,踏上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之路。

□廖呈良  曾懿华  记者  钟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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