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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新世纪·新时代——赣南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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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新世纪·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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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新世纪·新时代

电影《翠岗红旗》《闪闪的红星》、音乐舞蹈作品《人民共和国从这里走来》、电视剧《那时花开》、动画片《红游记》等剧照、海报

“红土地”,赣南自然地理和人文历史生动而富有个性的标识。1931年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共和国的雏形就此诞生,“红都”瑞金享誉全国。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毅等共和国领袖的足迹遍及赣南大地。33万赣南人民参加红军,60万人支援前线,为了共和国的诞生,有名有姓的烈士达10.82万人之多。仅兴国县就牺牲了25000多人,平均每一里长征路上就倒下一名兴国籍战士。赣南,在浸染无数革命英烈鲜血、浇灌映山红开遍的同时,也养育成了一块饱蕴红色气质的文化厚土。

“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生于斯长于斯的赣南文艺工作者,势必会与那段动人心魄的红色革命历史血脉相连,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始终是赣南文艺工作者魂牵梦萦之处,赣南的文艺创作弥漫着浓厚的“红色情怀”与“苏区情结”。

学界通常以“新时期”来概括和命名“十年动乱”后的文学。赣南文艺的“新时期”正是从“红色写作”开始,迎来春天、走向全国。尽管早在苏区时期,红色歌谣和红色戏剧就已成为赣南大地文艺创作的重要收获;新中国成立后,赣南艺术家更是从来没有停止对脚下这块红土地历史追怀的步伐,然而与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在“十七年”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丰硕成果相比,与脍炙人口的苏区题材作品《翠岗红旗》(1951年)、《红孩子》(1958年)、《闪闪的红星》(1974年)的艺术成就相比,赣南本土创作影响甚微。赣南革命历史题材创作获得的第一个全国大奖,是罗旋1980年发表于《人民文学》的短篇小说《红线记》。作品用细腻的笔法表现了红军长征后,留守赣南的游击队员艰苦而富传奇的生活,荣获当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后来被改编为同名电影、电视剧以及话剧、京剧等。赣南作家从此掀起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高潮,长篇小说《南国烽烟》《梅》、短篇小说《白莲》等有影响力的作品相继推出。

新时期以来,赣南的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不仅在文学上有所突破,在影视剧、舞台剧创作等方面都有所收获。1991年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编剧、赣南籍作家郭晨创作出《特殊连队》等多部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具有“红土地”情怀的剧作家舒龙则奉献出“苏区经济题材三部曲”(《封锁线上的交易》《贫穷的富翁》《赤都财魁毛泽民》)以及《毛泽东的传说》等电视连续剧。这些剧作均通过中央电视台播放而获得较大反响。革命历史舞台剧《莲妹子》《烽火奇缘》《山歌情》被誉为“红土地上的三朵花”,演出广受好评;其中的《山歌情》——以用山歌激励苏区青年参加革命的“山歌大王”为原型的赣南采茶戏,连续斩获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文化部“文华大奖”、首届曹禺戏剧文学奖等重要奖项。

在新时期中国当代文艺大潮影响下,赣南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倡导文艺向“人性”和“审美”的回归,力求突破长期以来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五老峰”现象(老主题、老题材、老故事、老人物、老手法)。艺术家们不再徘徊于历史事件的外部,不再满足于教化功能,而是进入历史进程中具体的人的精神世界;与此同时,努力汲取乡土写作的滋养,逐步自觉地融入地域和客家民俗风情的精髓与韵味,形成赣南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在人性人情追求和地域审美风味上的双重结合,并由此生发成一种独特的艺术魅力。2009年,《山歌情》入选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献礼剧目复排公演,足以证明赣南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在新时期探索的意义和价值,并指引着赣南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从新时期走向新世纪的历程。

当代文艺“新世纪”的到来,不仅是一种物理时间的指涉,市场化和全球化为新世纪文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社会历史语境,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在这一时期面临新的挑战。如果考虑到法国理论家福柯所说“重要的不是话语讲述的时代,重要的是讲述话语的时代”,进入新世纪以来,革命历史题材创作急需寻求一种新的表现意蕴,一种给予当代读者新感染、新启示的“价值发现”。因此当代意识成为革命历史题材创作新世纪以来探索的重点。

当代意识并不意味着将描写对象当代化,而是启发读者从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中获得融史通今的现实生存体验和精神启示。革命历史题材创作是艺术而不是历史,成功的艺术家要从丰富的历史材料中独具慧眼地发掘出最能触动当代读者情愫、最能震撼当代读者心灵的亮点,并以此统摄作品。只有在当代意识烛照下,历史才可能由“文献知识”上升为“意义知识”。

新世纪提供的现实语境中,寻求民族精神的意向开始上升;市场经济大潮来势汹涌,动摇着国人心灵空间和价值标准,一个古老而伟大的民族渴望新的精神家园重构,再次面临寻求精神价值寄托的时代。当人们站在新世纪,回望20世纪发生在赣南、震撼世界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人对苏维埃政权建设的探索,它集中体现了一个民族在伟大而痛苦的历史蜕变过程中所闪耀的巨大智慧和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优秀品格。就艺术表现而言,这场革命的当下意义可以从多个层面深入开掘,既具有历史本身所承担的借鉴意义,又包含一种属于全人类的崇高献身精神,历史和美学的多重审美价值在此交汇。

艺术家们敏锐地捕捉到这一时代信息,赣南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由此步入一个新的阶段。新世纪以来,长篇小说《少共国际师》《红翻天》,长篇纪实文学《红军留下的女人们》、传记文学《我的外公陆定一》、电视剧《那时花开》《浴血坚持》《红色摇篮》《兴国,兴国!》、电视纪录片《红土地上的望夫石》《百年历程》《贺子珍》、电影《红小鬼》等一大批反映和表现赣南红色革命的文艺作品相继推出。红色题材与乡土题材一起,已然发展成为赣南文艺创作的两个重要航标。这些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尽管视角不一、取材多样,但都融入了鲜明的当代意识。革命、坚守、理想、信念、成长、牺牲,对生的渴望、对死的恐惧、对爱的憧憬、对美的愉悦等等。如果说新时期以来赣南的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开辟了人性表现的道路;到了新世纪,赣南革命历史题材创作显然在人性开掘上向前推进,人性的内涵也变得更为丰富。作家们一方面孜孜探求人性立体化的复杂层面,并力图从中萃取出与当下需求相契合、感动当下的独特精神气质;同时寻求一种更具高度的人类意识,一种超越时代与地区、民族与阶级的全人类性的普遍情感心理升华。

伴随新的精神价值层面的拓展,赣南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也呈现出红色写作的多重美学风格追求。在经历了新时期创作的繁荣后,赣南的红色创作也曾经历了一段徘徊时期,拥有红色题材这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却苦于未能产生在全国有较大影响的新作,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全国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已发生明显转型,赣南的创作却仍一度拘泥于某种风格定势。

新世纪以来,伴随着革命历史题材新的精神气质的开掘表现,艺术家们开始直面革命历史本身蕴涵的多重气质,其实这本来就是赣南红色写作理应表现出的与众不同之处。革命理想主义的浪漫崇高和敌我斗争的惨烈悲剧交错涌现,甚至包括族人、亲人、爱人间的刀戈相向,同志、战友、同盟间的猜忌屠戮;还有革命高潮与低潮起伏变幻,苏区留守者(特别是妇女、老人和孩子)既有浴血坚持的悲壮,也不乏感天动地的悲歌……新世纪以来的赣南革命历史题材作品很难再以某种单一美学风格进行命名,展现出丰富而立体的美学追求,大大扩展了创作的审美意蕴。

以赣南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在新世纪收获最丰、影响最大的舞台剧创作为例,《八子参军》《永远的歌谣》先后获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无论是《八子参军》用“母子情”串联杨家八子前赴后继走向革命、走向牺牲的悲壮历程,还是《永远的歌谣》以超越阶级情感的人间大爱讴歌苏区干部好作风,无一例外延续了革命历史题材中的“赣南主题”——党和人民、苏区群众与苏维埃政权的血肉相连、鱼水情深。更为重要的是,两部作品都在新时期以来人性关注的深度和广度上有重大突破,美学风格也呈现更为丰富的样态。《怀胎歌》是《八子参军》的点睛之笔,悠长深情、感人肺腑的地域民歌曲调,将生命孕育的漫长和艰辛表达得淋漓尽致,一次又一次、一个又一个生命的消亡,与生之不易庄严对接,铁血男儿踊跃参军、壮烈牺牲,为人母者盼子团圆却等来无尽哀思。然而,血泪未干、革命尚未成功,为了天下穷人能过上好日子的美好愿景,仍要继续送子从军。战争,虽是生命的毁灭,却又是正义与道义的担当。同《八子参军》极尽“生”与“死”之间的张力来制造戏剧冲突异曲同工,《永远的歌谣》“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打灯笼访贫农”,同是一曲歌谣,在“自”与“公”的对立冲突中,来自乡亲生命养育、来自苏维埃政权给予人的解放的苏区干部形象,在人性层面有血有肉地立起来。更难得的是,《永远的歌谣》书写了一段来自分属不同阶级的男女主人公荡气回肠的爱情戏,在红色文艺人情人性表现上做了大胆尝试,大大提升了赣南革命历史舞台剧创作的人性高度。

当然,“新时期”不仅是用来超越的,更是作为一种有机积淀,孕育和催生新世纪赣南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向前掘进。“革命”与“乡土”有机交融的传统,便是新时期赣南红色文艺创作留下的宝贵经验财富和独具赣南印记的艺术风韵。

今天,滚滚历史巨轮已将我们带入新时代,赣南的文艺工作者依然执着而坚定地行进在红色题材创作的道路上,而且越来越多的艺术家意识到这是一座创作的富矿。2011年之后,连续四届中国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研讨会在赣州举办。2017年,江西省中国革命历史题材文艺创作研究中心揭牌成立仪式暨首届红色记忆高峰讲坛在赣州举行。这些红色文艺研讨平台与创作构成双翼互动,极大地发挥发掘赣南红色文化资源优势,引领赣南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在历史的厚度、人性的深度、哲学的高度以及艺术表现手法的多样性方面不断前行,并持续辐射出其在全国的影响力。

当然,新的时代,对文艺工作也提出了新要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指出的“现在,文艺工作的对象、方式、手段、机制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特点,文艺创作生产的格局、人民群众的审美要求发生了很大变化,文艺产品传播方式和群众接受欣赏习惯发生了很大变化”,赣南的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理应充分顺应新时代大潮,在创作门类多元化、传播手段现代化、艺术受众年轻化等方面做出新的努力。

2017年,赣州文艺史上第一部长篇电视动画系列片《红游记》作为建军90周年献礼片陆续在各大电视台及网络平台播放。全剧26集,每集12分钟,结合少年儿童的审美习惯和视觉文化特点,精选了《一苏大》《阅兵》《红井水》《开天窗》《八子参军》等26个发生在共和国摇篮瑞金的红色革命故事,通过孩子的视角,生动再现苏区时期干部群众鱼水情深的感人故事。这是一次新时代赣南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在文艺表现对象的历史性、与受众的当代性之间进行良性沟通,从而扩大红色题材作品的受众面的尝试和探索,也指向新时代赣南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寻求新突破。

2019年,举国上下热烈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电影《八子》上映。这是一部完全不同于采茶歌舞剧《八子参军》的作品,虽然两部作品的精神气质一以贯之——艺术地再现苏区人民义无反顾送儿当红军的无私奉献、家国大义情怀,抒写苏区群众用生命捍卫、用生命回馈代表人民利益的苏维埃政权的鱼水情深,表现了苏区百姓一心跟定为人民谋幸福的共产党、保卫得之不易革命胜利果实的朴素却无比坚定的理想信念。但电影《八子》的震撼,不仅来自红色故事的“硬核”,更因为它用“最电影”的方式来表现红色故事。电影与现代工业、现代科技密不可分,如何吸引在视听冲击熏陶下成长的当代电影观众,打造符合当代电影创作规律的红色作品,这是电影必须面对的巨大挑战。《八子》回归电影的影像语言,故而将战争戏推至前台。120分钟叙事,战争场面比例超过80%,整部影片将电影的本体性叙事——视听语言发挥到极致。电影《八子》的艺术史意义或许正在于此。它是赣南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在新时代的一次积极探索,这部作品从赣南革命历史题材最具标识性的文体——小说、采茶歌舞剧等传统艺术门类中突围出来,用极具现代感的艺术形式和艺术传播手段完成革命历史题材新叙事的需要,也许不够完美,但毕竟是开始。

2019年11月7日,为纪念中华苏维埃政权建立88周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作品《人民共和国从这里走来》在赣南大地推出。这部集音乐、舞蹈、声乐、情景表演、诗歌、曲艺、非遗展示、现代多媒体手段为一体的作品,以“执政为民”为主题立意,通过聚焦“瑞金建政”到“战略转移”这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历程,全景式再现当年中国共产党人在赣南进行的治国理政伟大实践,回望初心、重温使命。

富有意味的是,如果说电影《八子》的创作,充分考量了现代电影的市场化效应和工业化属性,尽可能用更具时代质感的方式去讲好新时代的革命故事;那么由大学主创、在校园上演的《人民共和国从这里走来》,同样契合了赣南革命历史题材创作新的探索路径——召唤革命记忆相对淡薄却不乏家国情怀和民族自豪感的青年一代,召唤他们进入建立新中国的历史,在新时代红色文艺的新型叙事和想象中,理解革命的“初心”,理解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西、特别是视察赣州时强调的“三个来之不易”,即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更进一步说,如此用心地召唤新青年们走进革命历史的同时,也在对他们提出期待——进入这段历史,成为新中国当下和未来的担当者,这将成为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在新时代的重要使命。当然,文艺使命的担当必须尊重和遵循文艺规律,坚守“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艺术本体性追求,包括对新时期以来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得失优长的反思和借鉴,这样才能、也必将使革命历史题材创作葆有不绝的生命力。

那么,我们有理由期许新的时代,更多无愧于赣南这块红色土地的优秀作品不断涌现!(邵滢 张秀峰)

来源:江西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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