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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国革命史

 

加入时间:2006-04-08  点击:28926  ·双击自动滚屏· [字体: ]
第一部分 兴国革命史概况

兴国,自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至1949年8月8日解放的30年间,在马列主义的指引和中国共*党的领导下,革命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兴国人民举行武装暴动,打土豪,分田地,建立红色政权,成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域。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发展过程中,兴国人民积极发展生产,全力支援革命战争,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成为苏区模范县。限于篇幅,这里主要介绍土地革命战争期间兴国人民的革命历史。

10年土地革命战争史,也就是中国共*党和毛泽东、朱德等领导开辟、创建、保卫中央革命根据地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这10年兴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1927年6月——1930年3月,为党组织的建立、武装暴动和全县赤化阶段。

1930年4月——1931年9月,为全力支援反“围剿”,保卫根据地阶段。

1931年10月——1934年10月,为根据地建设发展阶段。

1934年11月——1937年10月,为游击战争阶段。

下面简要介绍各阶段的斗争情况。

一、党组织的建立、武装暴动和全县赤化。

1919年以北京为中心的五四爱国运动,在兴国县得到热烈响应。兴国的青年知识分子和广大热血青年除了声援北京学生、进行反帝反封建宣传外,还开始南下北上,积极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们在外地通过各种途径,向家乡传播马列主义。不少进步青年在外地加入中国共*党组织,至1926年夏,在外地入党的兴国知识青年已达18人,数量居赣南各县之首,为兴国成立中共组织奠定了基础。

这一时期,兴国的知识分子中产生了两位代表性人物:一位是袁玉冰(崇贤上沔人),是江西传播马列主义的先驱,与赵醒侬、方志敏合称为大革命时期的“江西三杰”。1920年夏,袁玉冰在南昌发起组织了江西第一个革命社团——鄱阳湖社(1921年改名为“江西改造社”),创办了进步刊物《新江西》,宣传马列主义,并在兴国建立了分售处。1922年8月,袁玉冰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同年底经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共*党,1924年受党组织派遣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世界青年大会。袁玉冰是江西党团组织的创始人之一。另一位是陈奇涵(竹坝人),他是黄埔军校的教官,1926年5月,国民党限制共*党员跨党,陈奇涵说:“宁愿当普通的共*党员,躬耕垄亩,也不当国民党的高官,食嗟来之食!”北伐战争开始后,他以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特派员的身份,率领胡灿、鄢日新、肖以佐、黄天存、陈奇洛、曾燕堂等黄埔军校和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江西籍中共党员,回江西进行党的秘密工作。

1926年秋,陈奇涵、胡灿、肖以佐、谢云龙等等一批在外地入党的共*党员相继回到兴国。9月17日,在中共赣州支部书记朱由铿的指导下,在平川中学(今潋江书院内)成立了兴国县第一个中共组织——中共兴国支部干事会,胡灿任书记。是赣南各县成立最早的党组织。兴国支部干事会成立后,就积极宣传马列主义,发展党员,在各地建立党小组,成立农民协会、工会、学生联合会、青年干社和妇女解放协会并领导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工农革命运动。但是,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党人,制造了一系列惨案。1927年5月,蒋介石派“清党军”到各地“清党”,大肆搜捕共*党员和革命群众,镇压工农革命运动。兴国的党组织为保存革命力量,及时进行了疏散,组织活动一度停止。

大革命失败后,兴国的许多共*党员转移在外参加了革命队伍。南昌起义后,又秘密潜回兴国,进行党组织的恢复工作。1927年重阳节这天,20多名共*党员以组织师生登高远足和探望同学为名,前往县城西南郊外羊山,秘密召开了羊山会议,作出了恢复党和群众组织、实行“五抗”斗争、分化瓦解敌人、建立革命活动中心和建立革命武装等五项决定,并将中共兴国支部干事会改为中共兴国县特别支部。羊山会议是大革命失败后,兴国的党组织从遭受挫折到恢复发展的重要转折点。

1928年3月,中共赣南特委派杨柳青来兴国担任党的领导工作,中共兴国特别支部改为中共兴国区委,下辖4个特区委,分辖33个支部。4月,中共兴国区委在县城东郊的冰心洞召开了扩大会议,由赣西转战到兴国的工农革命军第7纵队党代表曾炳春传达“八七会议”精神,研究并决定在兴国城乡举行武装暴动。这时,兴国东部党组织负责人黄家煌、陈玉书、胡嘉宾和于北区(于都桥头)党组织负责人朱学玖、钟声楼等在樟木山组建了桥头游击队,是为赣南最早的革命武装。

1928年5月10日,崇贤的党组织和活动在东固一带的工农革命军第7纵队共同领导了崇贤暴动,击毙了崇贤靖卫团团总曾文绚,公开处决了恶霸地主罗爵高、罗廉杨。

6月初,以桥头游击队为基础,组建了赣南工农革命军第15纵队。赣西工农革命军第7、9纵队合编为江西红军独立2团。他们经常在兴国及其附近活动。同时,各地暴动的胜利,有力地打击了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鼓舞了群众的斗志。9月,中共兴国区委在高兴禾杠坑邱会墀家,召开了兴国县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10月初,在长冈燕子窝徐家祠由黄家煌主持召开了上百人参加的党团活动分子会议,决定联络江西红军独立2 团和赣南红军15纵队,发动兴国县城暴动。

10月25日,共*党员余石生、侯海藩、张汉超、石桂堂等领导了鼎龙暴动。他们利用圩日,捉拿公审了30多名土豪劣绅,并将首恶分子斩首示众,其余则罚款罚谷,分给贫苦农民。

12月19日,中共兴国区委领导的暴动队伍和红2团、红15纵队紧密配合,发动了兴国(县城)暴动。他们打散了靖卫团,赶跑了国民党县长,收缴了商团的枪支,公审枪决了13个反动分子,释放了200多名“政治犯”。

1928年农历12月27日,共*党员钟能铜、钟能俊、钟瑞佳、韩滨等人发动了隆坪暴动。后来又在红4团的协助下,歼灭了荷岭靖卫团。

兴国的农民暴动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有力地激发了革命群众的斗争热情。从此,兴国的革命活动由秘密走向公开,由绑架罚款的经济斗争转向摧毁旧政权的政治斗争。

1929年2月,赣南特委代表雷震东,红2 团领导人李文林、李韶九,兴国县党组织负责人鄢日新等,在兴国莲塘召集军队党员活动分子会议,决定将15、16纵队和兴国部分地方武装合编成江西工农红军独立第4团(后红2、4团编入红6军,军长黄公略,党代表陈毅)。

1929年2月下旬,中共兴国区委改为中共兴国临时县委。3月,又改为中共兴国县委。同月,成立了兴国县第一个红色政权——兴国县革命委员会。这也是赣南成立的第一个红色政权。

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红4军从井冈山突围,一路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被迫沿着闽赣边界大山,经会昌、瑞金、于都、兴国,向吉安东固转移。2月20日,在兴国的红军独立2、4团开赴东固与红4军会师,毛泽东称赞“红4军是铁军,2、4团是钢军”。这时,井冈山根据地已经失守,彭德怀率红5军也来到赣南游击,寻找红4军(于3月上旬到达兴国鼎龙茶岭村)。于是,红4军不再返回井冈山,而是挥师东进,向闽赣边界地区游击。3月14日攻占长汀城。20日,毛泽东在长汀主持召开红4军前委扩大会,作出了在赣南、闽西20余县的范围内建立新的根据地的战略决策。

1929年4月,红4军以纵队为单位,在于都、兴国、宁都等地分兵发动群众,建立红色政权。政治部主任陈毅率1纵队在兴国社富、杰村一带活动,伍中豪率3纵队在古龙冈、江口(今兴江乡)、梅窖一带活动。他们带领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帮助当地建立赤卫队和红色政权。毛泽东则率前委工作人员和警卫排进驻兴国县城(潋江书院)。陈奇涵用蒸笼粉菜招待毛泽东。这道菜是兴国特有的客家风味,上桌后旁边还搁四碟小菜。毛泽东对这道菜非常赞赏,给它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四星望月”。

毛泽东在兴国开展了一系列的革命活动,在潋江书院举办了一星期的土地革命干部训练班,毛泽东亲自讲了3天的课,在这次训练班上,毛泽东就谆谆告诫党员干部:“要随时随地地注意密切联系群众,要象和尚念阿弥陀佛那样,时刻叨念争取群众。”3纵队党代表蔡协民、兴国县革命委员会党团书记陈奇涵、兴国县总工会委员长谢云龙等也在训练班上讲课。参加学习的同志后来都成为兴国及赣南土地革命斗争的骨干。在兴国期间,毛泽东还制订《兴国县土地法》,帮助修订《兴国县革命委员会政纲》,出席在鸡心岭召开的5千人群众大会,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指明了兴国土地革命的方向,为兴国建立巩固的苏区奠定了基础。

1929年6月,红4军和红2、4团离开赣南转战外地,国民党军窜犯兴国、桥头、宁都等红色区域。中共赣南特委决定成立以陈奇涵为书记的中共兴桥宁行动委员会,并迅速在兴国城冈回龙村组建了地方部队——红25纵队,担负保卫兴桥宁红色根据地的任务。他们利用险峻的山势、熟悉的地形,与进犯之敌周旋游击,取得了保卫红色政权斗争的胜利。

1930年2月15日,“赣南工作会议”在兴国召开。红4军前委毛泽东、熊寿祺、宋裕和、黄公略,江西省委巡视员张怀万、赣西南特委常委刘士奇和中共赣南特委及赣南各县、区党的负责同志等40余人参加。会议主要内容是贯彻吉安“陂头会议”精神。毛泽东代表红4军前委作了政治报告。

1930年3月中旬,毛泽东率红4军和红6军一部又一次来到兴国,主持召开了县委、县革命委员会负责人会议,对土地革命、扩大红军、支援前线等工作作了重要指示。并指导召开兴国县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县苏维埃政府,讨论通过了《兴国县苏维埃政府土地法》等法规。

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开展了第一次全面的分田运动(3月分田)。但这次分田由于时间紧,存在许多偏差。7月,毛泽东率部向长沙进军途经兴国,指示兴国进行第二次分田(8月分田)。这次分田首先建立了贫农团,依靠和发动群众,全面划分阶级成份,以乡为单位抽多补少,抽肥补瘦,避免了悬殊不均的现象,分田比较彻底,创造了许多经验,为发动群众参加革命、支援战争打下了良好基础。

为赤化全县、巩固政权,苏维埃政府决定扫清“龙聚三都”和“五七坊”两个最后的白色据点。1930年10月28日,杰村、龙沙等区赤卫队配合红22军攻克了五坊,1931年3月,陈毅率领红3军第8师、兴国独立营和兴于两县赤卫大队攻打蜈蚣山,并乘胜将古龙冈、梅窖、三僚等地的白色据点全部消灭。1931年7月5日,兴国地方武装配合红3军第8师,摧毁了靖卫团多年盘踞的巢穴、兴国最后一个白色据点七坊,自此实现了全县的赤化。

二、全力支援反“围剿”,保卫根据地。

从城乡农民暴动开始,兴国地方武装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断得到发展。特别是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开始后,为打破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巩固红色阵地,兴国革命武装得到迅猛壮大,战斗力大大增强。1930年,在九攻吉安、五打赣州的战斗中,兴国县成立了红色警卫营,共400余人参加战斗。10月攻克吉安后,该营被编入红3军第7师。这时,中共赣南特委将兴国的赤卫队、少先队中的精壮分子,编为兴国新编第1师,共1200人,辖3个团。兴国新编第1师成立后,配合红22军先后五次佯攻赣州,直接威胁了赣城守敌马昆旅。在战斗中,新编第1师第1团消灭了赣县太湖江、湖江面守望团,缴枪200余支,消灭了马昆旅一个营和逃到赣县的兴国靖卫团部分敌人。

1930年12月,蒋介石调集10万部队,对中央苏区进行了第一次“围剿”,扬言“三个月内消灭共军”。16日,各路“进剿”军开始向中央苏区腹地进攻,形成南北夹击兴国的态势。兴国新编第1师在第一次反“围剿”中转战赣县、兴国城冈、约溪、石印、白石一带牵制敌人,保障龙冈战斗的胜利,受到红军领导人陈毅、罗荣桓的表扬,被称作是“快脚将军”。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总结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战争时就说到:“我在龙冈方向以集中最大兵力。龙冈西南数十里之兴国,尚有一千余人独立师,亦可迂回于敌后。”这个独立师指的就是兴国新编第1师。兴国新编第1师在第一次反“围剿”后编入主力红军。

在1931年4月的第二次反“围剿”战争中,兴国独立团等兴国地方武装,与红12军35师一道,在高兴、崇贤一线阻击向北增援的敌19路军,保证红军主力在东固、富田、白沙、中村歼敌1万余人的胜利,敌19路军不得不撤回兴国,逃往赣州。

第二次反“围剿”战争胜利后,红1方面军总前委高瞻远瞩,预料到蒋介石不会甘心失败,必将很快发动第三次“围剿”,便立即着手反“围剿”的准备工作。6月中旬,苏区中央局撤销中共赣西南特区委,在赣江以东苏区分别成立中共赣南、赣东和永吉泰3个特委。同时撤销中共兴国县委,成立中共兴国中心县委。陈毅任中共赣南特委书记兼兴国中心县委书记,领导兴国、于都、赣县等县委及于北区委的工作,特委机关设在兴国。

1931年7月1日,蒋介石调集30万兵力,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妄图将红军主力消灭在赣南。红1方面军此时仅有3万人左右,而且经过苦战后未得到很好的休整和补充。为了保卫根据地,红军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迅速从闽赣边界的建宁、广昌等地出发,冒着酷暑,千里回师赣南,来到“人民这个条件”最好的兴国。从8月7日至9月15日,红军在40天内,连续在兴国的莲塘、良村、宁都的黄陂以及兴国老营盘、高兴圩、方石岭等地六战五捷,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

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第四次“围剿”失败后,灭共之心不死,1933年9月又纠集50万兵力、100余架飞机,分6路向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于是,东起福建武夷山,西至江西赣江,形成了东、西两线主要战场。兴国、公略、永丰、万泰、吉水、新干、宜黄等地为西线战场。西线战场有敌薛岳第6纵队4个师和周浑元第8纵队6个师分别向永丰龙冈和兴国高兴推进。中共苏区中央局和中革军委组建了工农红军西方军,陈毅兼任西方军总指挥。长征前夕,红军集中了7个主力师在兴国县城以北组织兴国保卫战,对步步紧逼的敌人进行了最后一击,造成了红军试图北渡赣江,与红军2、6军团会合的假象,在兴国的老营盘战场、高兴战场、良村战场,前线红军指战员顽强抵抗,奋勇拚杀,阻滞了西线敌军的迅速南下,为红1方面军主力实行战略转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1934年8月28日,陈毅在老营盘战斗中负重伤,警卫员黄朝天找来当地老表,用简易的青竹担架将陈毅送往红军后方医院。事后陈毅感慨地说:“我这条命,是兴国人民用青竹杠子救回来的!”

红军撤出战斗后,国民党以6个师的兵力攻打仅兴国赤卫军守卫的兴国县城,并出动了几十架飞机对小小的兴国县城狂轰滥炸。

据统计,在中央苏区5年零9个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在兴国先后组织了军以上战斗单位参加的大型战斗共11场,先后投入兵力20多万人次。国民党军在这11次战斗中,投入兵力达60多万人次。在这些战斗中,红军伤亡达15000多人。仅第三次反“围剿”,红军在兴国留下的伤病员就达6000余人。红军在兴国县先后歼敌4万余人。我们可以悲壮地说:兴国县的每一寸土地,都是革命烈士血染的土地;我们也可以豪迈地说:兴国县的每一座山头,都曾是埋葬敌人的英雄战场。

三、根据地建设红红火火。

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1931年11月7日在瑞金召开了第一次全苏大会,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在政权、武装、群团、法制、经济、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等方面,都开展了大规模的建设工作,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有效地稳定了苏区社会秩序,增强了经济实力,巩固了红色政权,改善了人民生活,有力地支援了革命战争。

在根据地建设中,兴国的党组织和苏维埃带领全县人民,以不畏艰难、勇攀高峰的精神,各项工作都走在全苏区的前列,创造了许许多多“之最”。比如,兴国是中央苏区扩大红军数量最多的县;兴国是参军参战组织最完备的县;兴国是中央红军作战次数最多的县;兴国是中央红军歼敌数量最多的县;兴国是苏区推销公债最多的县;兴国是中央苏区贡献军粮最多的县;兴国是中央苏区合作社运动最普及的县;兴国是为红军做军鞋最多的县;兴国是干部作风最好的县。

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欣然题写“模范兴国”四个大字赠与兴国的代表。为鼓舞全县人民,兴国的代表把它制成四块匾额,高挂在县城东、南、西、北的四个城门上。从此,模范兴国享誉全苏区。

四、兴国地区的游击战争。

兴国是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当年中央红军12个主力师参加长征,就有7个主力师是从兴国出发的。

红6师集结转移 1934年9月6日,红6师(兴国模范师)将高兴的防务交给红5军团13师,在县城南郊竹坝集结休整,于12日在袁国平、曹德卿、徐策率领下,经洪门开往石城。

红1军团出发长征 1934年10月6日,红1军团将兴国城北至高兴圩的防务移交给红5军团,在竹坝、洪门集结休整,于9日在林彪、聂荣臻、左权的带领下出发长征。

红8军团出发长征 1934年10月8日晚,红8军团边打边撤,9日抵古龙冈,尔后到社富休整补充,在周昆、黄苏、罗荣桓的带领下出发长征。

红5军团出发长征 红5军团是红军长征的后卫。1934年10月13日晚,红5军团从兴国城北的文溪、石富一线战场转移到城南的竹坝、洪门,进行长征前的休整补充。17日,红5军团将兴国城南防务移交给江西红军独立3团,在董振堂、曾日三、刘伯承的带领下,经社富、五龙圩出发长征。

这样,中央红军有7个师(红1军团1、2师,红3军团6师,红5军团13、34师,红8军团21、23师)合计4.5万名指战员(占长征总人数8.6万人的一半),从兴国出发踏上了万里长征路。

红军主力长征后,国民党军侵占中央苏区,红色根据地又陷入白色恐怖之中。国民党在兴国成立了一系列反动组织,肆意屠杀苏区人民,进行阶级报复。据不完全统计,全县革命干部和群众被杀害2142人,被捕6934人,逃亡3410人,国民党烧毁房屋1641栋,并抢走大量的稻谷、耕牛、衣服被帐、食油、农具等生产生活用品。同时,对革命根据地的文化教育进行严重摧残,实行法西斯的奴化教育。

红军主力突围后,中共江西省委、省苏维埃政府成立了江西省军政委员会,省委代理书记曾山任主席。并对全省地方武装进行了整编,组成4个独立团。中共中央分局因局势估计错误,要求各地集中弱小的地方武装力量去抵抗进攻苏区的强大敌人,革命力量遭到较大损失。1934年10月底,曾山在永丰县果断决定将非战斗人员资遣回家,只带着江西独立2、4团及1个特务连、1个独立营和军政委员会领导机关1200多人向兴国方向突围。部队经永丰龙冈、兴国南坑、良村、城冈、鼎龙石源,翻过方山岭到方太,再转移到均福山区。

同年11月,曾山率部队转移到均福山西麓的桥头岗。这时,公略、万泰和兴国的独立营和党政机关也分别来到桥头岗。三县的机关部队汇合后,曾山主持成立了中共公万兴特委,并成立了公万兴游击司令部,领导三县的游击战争。11月下旬,曾山的部队在炭子坑整顿补充后编成三个团。

1935年2月下旬,曾山在兴国的齐分村,主持召开中共江西省委扩大会议,决定突围往粤赣边区,和在那里坚持游击斗争的李乐天、杨尚奎会合。不幸在桥头岗遭到敌军袭击,曾山命令部队分路突围。

1935年3月,曾山率领红2团及省级机关,从东固以北地区,突出重围。3月底,在小口岭附近围攻浪川靖卫团,俘敌10余人;又返回兴国游击,先后袭击了丝茅坪、老营盘、高兴墟等地敌人,在高兴的后坊街战斗中,歼敌一个连,缴获步枪三、四十支,同时还缴获大批食盐、布匹、药材。这是红军长征之后,江西苏区游击区获得的一次较大胜利。后坊街战斗后,敌军对兴国泰和边境的山区更加疯狂地进攻,到处放火烧山,进行拉网式的“搜剿”。曾山率部艰苦辗转,始终未能突出重围。在吉安富田花牙寺突围中,曾山红2团,周爱民红4团,罗孟文13团被敌分割包围。这一仗后,罗孟文率13团返回杨赣苏区,在老营盘突破敌人堡垒封锁线时负重伤,被安置在兴国茶园养伤;周爱民被俘押回兴国;曾山率少数人员突围到吉水县境。面对敌强我弱的严峻形势,为保存革命力量,曾山安排大家疏散隐蔽,于5月间只身潜往南京、上海,寻找党组织。游击战争转入低潮。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7月中旬以后,国民党被迫停止对红军游击队的进攻,赣南的局势得以缓解。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在粤赣边特委的项英、陈毅、陈丕显、杨尚奎、刘建华等人针对时局的变化,作出了新的工作部署。9月8日开始,陈毅、项英分别作为中共赣粤边特委和红军游击队的全权代表,到达大余、赣州、南昌、兴国等地与国民党代表谈判。

10月4日,陈毅从赣州乘车到达兴国,就“关于释放政治犯等问题”与兴国县国民党政府谈判,达成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释放一切“政治犯”;准许抗日宣传,不准封锁抗日消息;组织抗日队伍,给予交通方便等四项协议。并在兴国留下了《兴国旅舍》七绝一首,真切地表达了他对死难战友的深切怀念:

兴城旅夜倍凄清,破纸窗前透月明;

战斗艰难还剩我,阿蒙愧负故人情。

1938年1月下旬,项英、曾山等以新四军代表的身份,从省城来到兴国,检查国民党县政府执行“国共合作”的情况。曾山怒斥国民党县长邹光亚自食其言,出尔反尔,违背承诺,影响国共合作。责令邹光亚立即释放吕修汉和其他“政治犯”。

在兴国,项英、曾山等还特地去社门前看了原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旧址,会见了当地群众。项英、曾山此行使兴国人民看到了革命的希望,增强了革命的信心,又投入到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运动。

第二部分 兴国革命斗争的重要历史地位

及兴国人民为中国革命作出的巨大贡献

土地革命时期兴国的革命斗争,在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主要表现在:

第一,兴国是赣南早期党员最多、建立红色政权最早的地方。

由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五四运动以后,兴国就涌现了一批勇于探索救国救民真理、接受和传播马列主义、投身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至1926年夏,在外地入党的兴国青年就有18人,是赣南早期党员最多的县。正是这些党员回到兴国建立了赣南各县最早的党组织,领导工农运动和武装暴动,建立革命武装,开展摧毁旧政权的政治斗争。1929年3月,兴国暴动胜利后,中共兴国临时县委在县城治平观召开了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大会选举成立了赣南第一个红色政权——兴国县革命委员会。选举19人为委员,9人为执行委员,肖芳全、陈奇涵、胡灿、黄家煌、鄢日新、肖正介等6人为常务委员,肖芳全为主席。

兴国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通过了《兴国县革命委员会十大政纲》,宣告了工农革命政权的性质、宗旨和任务,明确规定革命委员会的任务是拥护和服从中国共*党的领导,联合工人、农民及各界民众起来推翻国民党政府,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地主资产阶级和一切反动派。

兴国县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为发动和组织广大人民群众打土豪、分田地提供了政权保障,为红军来赣南建立革命根据地、为毛泽东来兴国进行一系列革命活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第二,兴国是苏区时期毛泽东最为关心的地方。

兴国是江西开展革命最早的地方,毛泽东曾先后七次到兴国。1929年春他第一次到兴国就住了10天,亲自起草《兴国县土地法》,帮助修订《兴国县革命委员会政纲》,出席群众大会,举办土地革命干部训练班。这期训练班培养的干部,成为两年后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骨干。《兴国县土地法》是根据《井冈山土地法》修改而成,但有“一个原则性的改正”,即把“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工农兵代表会议所有,分给无田地及少田地的农民耕种。这个改正,有利于依靠和团结多数,孤立和打击少数,“存之以见我们对于土地斗争认识之发展”(毛泽东语),这一政策的改变,使兴国乃至整个中央苏区的土地革命取得了成功。

毛泽东一直关心兴国的土地革命斗争,1929年夏红4军到闽西后,他还写信给兴国县委,了解土地分配情况,指出革命斗争中要慎重对待富农,“不要集中目标攻击富农,不要无条件反对富农”。1930年3月中旬,毛泽东又一次来到兴国,对如何进行土地革命、如何扩大红军、如何支援前线等作了重要指示。强调土地分配一是要“分”,二是要“快”。在潋江书院,毛泽东接见了少共兴国县委书记肖华,听取了工作汇报。并亲自指导召开了兴国县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7月,毛泽东率部向长沙进军途经兴国,指示兴国进行第二次分田。10月,为了掌握赣南土地斗争的情况,推动中央苏区的土地革命斗争,毛泽东在新余罗坊找红军队伍中的兴国县永丰区8位农民作了《兴国调查》。通过这次调查,掌握了各阶级各阶层在土地斗争中的思想和实际表现,进一步明确了依靠、团结、孤立、打击的对象,为指导苏维埃制定政策找到了可靠的依据,纠正了错误做法,从而引导土地革命朝正确方向发展。

1931年7月至9月,毛泽东在兴国县成功地指挥了一场以少胜多的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战争。 1931年8月,在兴国召开的苏区中央局会议上,他当选为代理书记,第一次执掌了苏区的党权。1932年8月,毛泽东在兴国坝南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上,任命为红1方面军总政委,再次执掌军权。

1933年11月,毛泽东就苏维埃运动、群众生活等问题,深入细致地考察了长冈乡的工作,写下了著名的《长冈乡调查》。在1934年1月召开的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向代表们赠发了《长冈乡调查》,并欣然题写“模范兴国”四个大字赠予兴国的代表。

毛泽东在兴国留下了《兴国县土地法》《兴国调查》和《长冈乡调查》。这三篇文章叙述的是关于土地斗争和苏维埃运动的政策和方法问题。毛泽东通过调查找到了土地斗争和苏维埃运动的正确途径和方法,指导整个中央苏区土地革命和苏维埃运动的蓬勃发展。这三篇文献,1982年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入《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一书。

1931年至1934年,中共苏区中央局、红1方面军总司令部与总前委、中央兵工厂、中央红军总医院和军医学校、中央造币厂以及中共江西省委、省苏维埃政府、省军区、省苏工农银行、省邮局和中共赣南特委都曾先后驻扎在兴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邓小平、叶剑英等,党政领导人项英、王稼祥、张闻天、徐特立、谢觉哉、李井泉、李富春、曾山、耿飙、谭震林、蔡畅、何长工、滕代远、欧阳钦、杨立三、吴亮平、陈正人等都在兴国工作和战斗过。共和国10大开国元帅有8位(朱德、彭德怀、刘伯承、陈毅、罗荣桓、聂荣臻、叶剑英、林彪),10大将有黄克诚、张云逸、罗瑞卿,上将有张震、张爱萍、朱良才、刘亚楼、杨勇、杨成武、杨得志、李志民、李聚奎、陈伯钧、肖克、肖华、陈奇涵等都在兴国工作战斗过。此外,还有一大批中将、少将以及建国后在中央各部委和各省市担任领导的老同志,当年也曾在兴国工作战斗过。

第三,兴国是第三次反“围剿”的主战场。

在1931年6月20日红1方面军总前委扩大会议上,确定了第三次反“围剿”战略总方针,是继续采取毛泽东诱敌深入的方针,把敌人引到苏区内部来打,利用苏区有利的地理条件和群众基础,避敌主力,选择敌人较弱的一路首先击破,然后各个击破。最初设想“在于、瑞、石、汀四县布置巩固苏区做战场”,考虑到闽赣边是新苏区,“人民这个条件”比较差。所以,当敌人从抚州向闽赣边厚集兵力,急欲与红军决战时,总前委放弃了在闽赣边布置战场的设想,千里回师,全方面军3万余人于7月28日在高兴完成了回师集结的任务。本来红军选择较为薄弱的富田、陂头以东敌后方联络线作为反攻作战的第1个方案,但进入沙村后,发现国民党陈诚、罗卓英两师已先赶到富田,正在抢修工事。敌情骤变,红军忍耐折回高兴。这时,仅剩高兴墟及其附近几十里的地区可供红1方面军集结。兴国城、崇贤及沙村均被敌人占领,三面受敌,西面又是赣江,形势十分危急。总前委果断决定“由西向东、中间突破、袭敌后方”,先取敌中路最弱的上官云相第3路进击军。

莲塘战斗 8月5日晚,红1方面军3万余人,冒着倾盆大雨,从高兴悄然行进,一夜间穿越敌蔡廷锴与赵观涛两师之间20公里间隙地带,拂晓到达莲塘附近。6日中午,红3军团1师师长李实行带一连人与敌人抢占安凤山制高点,不幸中弹负伤,后牺牲在茶岭红军总医院。7日拂晓,红军向十万洲的敌人发起总攻。消灭了谭子钧旅。混战中,谭子钧被击毙。毛泽东评价说:“第三次反‘围剿’虽是那样急风暴雨的局面,千里回师,又被敌发觉我们迂回其侧后的计划,但我们仍忍耐折回,改用中间突破,终于在莲塘打着第一个好仗。”

良村战斗 7日上午9时,莲塘战斗结束,敌溃兵沿着来路向良村逃跑,红军衔尾猛追,在良村歼敌54师主力1个旅又2个团和1个直属工兵营。敌54师副师长魏我崴、旅长张銮诏被击毙,监军长刘春荣、161旅旅长王育德等被俘。

黄陂战斗 8月8日,红军准备攻击永丰龙冈的敌人,但得悉龙冈守敌已急电求援,遂放弃龙冈的有准备之敌不打,主力部队连夜挥师东进,奔袭80里外的宁都黄陂之弱敌。11日,在黄陂一举歼灭毛炳文第8师4个团。这时,敌人才发现红军主力在黄陂附近。于是,各路敌军纷纷掉头东进,向黄陂包围。而我军则当晚就主动撤出黄陂,隐蔽在宁都阳斋一带休整。只派出34师继续诱敌东进。

8月15日晚,红军主力从阳斋经良村中洲,穿过敌蔡廷锴与陈诚部队间约10里的间隙,于16日抵达兴国枫边、城冈一带集结休整,8月底,再度西移到茶园、隆坪、永丰一带。9月初,两广军阀联手通电反蒋,出兵湖南。蒋介石电令“围剿”军总退却,组成援湘大军入湘作战。

老营盘战斗 老营盘一战是遭遇战。红军原计划集中兵力在高兴歼灭退往泰和的蒋鼎文第9师。但蒋鼎文第9师在9月6日晚就到了老营盘、黄土坳、墩丘一线。红3军军长黄公略在与总部联系不上的情况下,于7日凌晨与肖克独立5师在高明山、牛轭岭、野猪窝的三角地带将蒋鼎文独立旅分割包围,不到半天时间就将该旅歼灭。

高兴战斗 老营盘战斗打响后不久,敌19路军蔡廷锴3个师、韩德勤第52师闻讯参战,敌人共投入5个师6万多兵力。这是中央苏区史上最为惨烈的一场战斗,双方激战3天,战线长达70多华里,由于双方兵力悬殊过大,最后打成对峙,红军在这一仗中伤亡达3000多人,牺牲了曾士峨、邹平两位师长。打死打伤敌人1万多人。在战场中心高兴一带,当时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这个当年兴国县最大的墟镇被打成了一片废墟。

方石岭战斗 9月14日,敌韩德勤52师掩护蒋鼎文第9师经崇贤逃往吉安,晚上蒋鼎文师逃到东固张家背,韩德勤师在方石岭下的白石村。红1方面军封锁方石岭隘口,切断两师的联系。15日晨,把韩德勤师截成数段,全歼该师,无一漏网。韩德勤化装成伙夫,骗取路费逃跑了。红3军则在张家背歼灭蒋鼎文1个炮兵团和1个辎重营。

红军在8月7日至9月15日的40天内,击溃敌军7个师,歼敌17个团又2个营,俘敌1.8万余人,打死打伤敌人6千余人,缴获枪支1.5万余支、迫击炮55门、子弹250万发、无线电台6部、骡马500余匹。狠狠打击了蒋介石的嚣张气焰,加剧了反动阵营分化瓦解,使蒋介石集团在一年多的时间内无法组织新的“围剿”,扭转了长期以来反革命进攻革命的局面,为全国革命形势向高潮发展赢得了时间,创造了条件。苏区迅速扩大,赣南闽西苏区连成一片。中央苏区很快发展到21座县城、250万人口,开创了中央革命根据地。从而保证了1931年11月7日第一次全苏大会的胜利召开,保证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迎来了中央苏区的全盛时期。

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是毛泽东军事思想成熟的标志,也是红军作战原则确立的标志。敌人“围剿”开始时,红军主力远在闽西北新区分散工作,朱德、毛泽东却不在福建就地布置战场,而是继续执行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绕道千里,冒七月酷暑,不惜千里长途跋涉,回到群众基础最好的兴国县来迎战。同时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集中兵力,避敌锋芒,击敌弱点,在敌人重兵包围中间穿插自如,牢牢掌握战争主动权。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使毛泽东诱敌深入的战略思想在苏区军民中深入人心。以“十六字诀”为中心的红军游击战术,也在这次战争中得到丰富和发展。毛泽东同志曾明确指出:“等到战胜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于是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以后即使毛泽东同志被“左”倾路线领导者排除在红军的领导岗位之外,红军仍能自觉运用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去夺取胜利。

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是人民战争思想的伟大胜利。共*党领导群众“坚壁清野”,全力支援战争。而国民党军队进入苏区后日食不饱,夜宿不宁,肥的拖瘦,瘦的拖死,病饿、落伍和开小差的损失比作战更大。敌陈诚师中的一个参谋说“至于山高路险,跌死的人马,以及因病落后被‘土匪’杀死的官兵,总和起来比较出发时候的人数差不多要少三分之一”。陈诚部系整编师,全师满员为15000人,在“围剿”中未与红军正式作战。该部如此,其他师更可想而知。许克祥师逃出苏区后,全师仅剩3000来名残兵。国民党右翼总指挥陈铭枢懊丧地承认,在“围剿”中“红军处处明亮,国军处处黑暗”。

第四,兴国是创造第一等工作的模范县。

苏区兴国,是名闻遐迩的模范县。兴国的党组织带领全县人民艰苦奋斗,全力支援革命战争,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获得了诸多殊荣。

(1)扩大红军的先驱。1972年邓颖超在审查中国革命博物馆陈列大纲时,对馆长徐彬如说:“宣传扩红时,应着重宣传江西的兴国县,当年兴国参加红军的人数最多。”在中央苏区短短的五年多时间里,当时仅23万人口的兴国县,有8万余人参军参战。据历史资料统计,编入主力红军的就有5万多人。长冈这个437户1600人的乡,当红军和调县以上工作的干部达320人,占全乡青壮年男子的80%。1933年5月,兴国的地方武装“兴国模范师”5161人集体报名当红军,轰动了全苏区。中央政府嘉电称赞兴国是“创造百万红军的先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授予兴国一面奖旗“为争取永久的模范县而斗争!”(现陈列在军事博物馆)。这个全部由兴国青年组成的师,被中央军委命名为“中国工农红军兴国模范师”。这是红军中唯一的一支以地名命名的野战军。中央组建“少共国际师”和“中央警卫师”(原中国工人师)时,大批兴国的青年团员和工人踊跃加入。其中参加少共国际师的就有1700多人。1933年6月,周恩来在中央苏区一次扩大红军的群众大会上,感慨地说了一句流传甚广的名言:“中国外国,不如兴国”。1934年5、6月间,为了支援红军突围转移,兴国人民猛烈扩红,在当时80%的青壮年都已参军入伍的情况下,又有5000余人参加红军;9月,再次动员1600余人当红军。这一年,兴国共有8400多人加入中央红军,占中央苏区为红军补充兵力8万人的1/10。因此,兴国是名副其实的“红军县”。

(2)支前参战的模范。在苏区反“围剿”战争中,兴国县有组织严密、分工明确的参战组织。据1932年12月20日兴国县委工作报告称,全县直接配合红军主力作战的地方武装就有41502人,分布在担架队、运输队、救护队、向导队、慰劳队、洗衣队、破坏队等支前参战组织的人数有24379人。第三次反“围剿”期间,3万红军在兴国县这个狭窄的区域内,与30万敌军巧妙周旋,靠的就是这支严密的支前参战组织和群众的全力配合和支援,为红军主力解决了一切后勤保障,才实现毛泽东“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苏区兴国县的每一个人民,都曾为革命贡献自己的力量。

(3)慰劳红军的模范。苏区兴国人民不但在红军来到兴国时热情慰问,而且收集大量慰劳品,组织慰劳队,长途跋涉,送到前方去慰问。当年的《红色中华》报经常报道兴国县慰劳红军的情况,赞扬兴国是“慰劳红军的模范县”。据当时留下的记录,仅1932年7至9月,兴国县就先后有830多人去前线慰劳,送去布、麻草鞋8645双,果品4575担,菜3745担,其他用品1800多件。在物资匮乏的时期,这些物品对前线红军是莫大的援助。同时,慰劳队的热忱,“无异于给红军补充了大批弹药”,红军官兵“决心要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

(4)推销公债的模范。为了筹措战费和建设根据地,1932年至1934年,中央政府先后发行了两期革命战争公债和一期经济建设公债共计440万元,兴国一县就购买了47.36万元,几乎占发行总数的1/9,是购买公债最多的县。《红色中华》报称:“自告奋勇推销公债,兴国是全苏区的模范县”。

(5)捐献军粮的模范。为了支援革命战争,兴国人民贡献了大批军粮。1934年6、7月间,苏区中央局先后两次动员借谷84万担,兴国就完成7万余担。足够8万人的中央红军带往长征路上两个月的干粮。兴国县获得中央人民委员会授予的红匾:“布尔什维克的粮食动员”。

(6)优待红属的模范。兴国县扩大红军工作取得的巨大成绩,与做好了优待红军家属工作有很大的关系。兴国全县区乡都设立了“优待红军家属委员会”,下设耕田队、优红谷仓、柴草屋、肥料所和检查队等组织。据1932年12月统计,全县有耕田大队233个,耕田小队1528个(每队10至15人),仅2个月就为红军家属劳动30万个工作日。同时,党员礼拜六义务劳动都去优待红属。1934年4月,中央政府内务部长梁柏台检查了兴国县的优待红军家属工作。据他统计,当时兴国有68所贮积慰劳红属柴草的柴草屋;有17家优待红属商店,盈利全部用于解决红军家属困难;有69个优红谷仓,群众每人节约3升米放进仓里,接济粮食不足的红属。梁柏台检查优红谷仓时,仓内还有大米422担。梁柏台发出倡议:“各地的优红工作,应当来学习兴国的实际经验。”

(7)节省运动的模范。1932年10月至12月,兴国县儿童局号召儿童节省果子钱,捐给“红军哥哥”作战费。两个月内,全县儿童节省了269元。1934年春,中共中央局号召群众节省经费80万元,捐作战费。兴国妇女首先响应,到1934年“三八”妇女节,全县妇女已节省现金14520元,捐集谷子150担、布草鞋2663双、麻草鞋2556双。《红色中华》报称之为“兴国是模范县,兴国的妇女也是模范的女英雄。”据1934年4月3日《红色中华》公布,兴国是节省数目最多的一个县,一县就节省34万余元。

(8)合作社运动的模范。为了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改善红军官兵和群众生活,保障革命战争的需要,兴国县的党政组织发动和依靠群众,大力开展经济建设。早在1931年就组织了合作社,消费合作社、粮食合作社、犁牛合作社、生产合作社等经济组织办得红红火火。1933年8月,苏区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沙洲坝召开苏区南部17县经济建设大会,推广兴国创办消费合作社的经验时,兴国全县已有137个消费合作社,拥有16000多名社员;还办有粮食合作社130个,社员达44000人。兴国是当时中央苏区唯一实现了每乡一个消费合作社和一个粮食合作社的县。在1933年12月5日中央苏区消费合作社的第一次粮食代表大会上,兴国的上社消费合作社被评为“苏区模范消费合作社”,并获得优胜奖旗。1934年9月12日,在瑞金召开的苏区各县国民经济部部长和消费合作社主任联席会议上,兴国县被评为合作社运动的模范县。

(9)生产运动的模范。为了发展农业生产,支援革命战争,兴国县很重视生产运动。各地普遍建立了劳动互助社、耕田队和犁牛合作社等互助组织,大力开展兴修水利、开垦荒地、消灭荒田的工作。1933年春耕,兴国的荒田已消灭了99%,到1933年冬闲时,已经开始组织开荒了,仅回龙、塘石二乡就开荒1480担。1933年,全县大部分乡村都实现了粮食增产二成的目标。同时,生产合作社办起了各种工厂,生产各种生活必需品。全县仅熬盐厂就办起312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妇女在农业生产中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她们在大部分青壮年男子外出当红军的情况下,打破传统习俗,提出“妇女学犁耙”的口号,成为生产中的能手。

生产运动的成功,保证了节省、借谷、推销公债工作的胜利完成。

(10)教育工作的模范。苏区兴国的教育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县苏政府成立后,就逐步在乡村建立了人民学校和平民夜校。至1934年1月,全县有列宁小学452所,学生12806人。学龄儿童入学率60%。而在同期的国民党统治区域,儿童入学率不足10%。兴国的群众教育,非常普及,据1934年1月统计,兴国不脱产的教育工作者有1万3千余人,形成自上而下的教育网络。全县有130个识字运动总会,560个分会,3287个识字小组,组员22519人。另有夜校学员15740人。全县80%的人是有文化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称赞说:“在有些县里,红军在三、四年中扫除文盲所取得的成绩,比中国农村任何其他地方几个世纪中所取得的成绩还要大”。1934年1月10日,中央教育人民委员会授予兴国“教育工作的模范”称号。

第五,兴国是全国著名的将军县和烈士县。

大家都知道兴国是“共和国将军县”,仅1955年至1964年10年间,在人民解放军中就有54位兴国县籍将军。其中有上将2名(肖华、陈奇涵),中将5名(朱明、康志强、谢有法、温玉成、邱会作),少将47名。过去解放军里曾有“小小兴国县,将军一大片”这样一个诙谐的说法。

兴国54名将军中,除5名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英雄外,还有30余名是长征中在红军师以上指挥机关的干部。他们是担任师团以上干部的肖华、陈奇涵、温玉成、谢良、朱明、魏洪亮等人,红军指挥部里的参谋黄有凤、曾美、江学彬、邱会魁,秘书黄玉昆、吕黎平,报务员雷永通、龚兴贵,医务干部马泽迎、曾兴泮,保卫干部王屏、叶运高、陈美福、钟人仿、谢立全、李良汉;青年干部钟文法、钟生溢、刘耀宗;干部工作团康志强、陈远波;特殊连队党支书谢有波等。在红军师以上指挥机关工作,极大地丰富了这些兴国干部的军事知识,强化了他们的指挥才能,为他们日后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大显身手,积累了领导经验。同时,在指挥机关工作的干部,有机会在关键时刻,作出重大贡献。长征中云集在中央红军师以上指挥机关的大批兴国干部,为兴国成为将军县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兴国人民具有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为革命牺牲的有名有姓的烈士多达23179名,在全国县级行政区划中名列第一。据不完全统计,长眠在长征路上的兴国籍官兵就有12038人,几乎每1公里长征路,就倒下了一位兴国籍烈士。特别是湘江之战,兴国模范师伤亡过半,其中第18团大部分战士壮烈牺牲。牺牲在长征路上的县团级以上干部达47人。著名的兴国模范师师长钟元洪,被淹没在茫茫草地;模范师政委谢远崧,在长征路上的最后一仗直罗镇战役中阵亡;原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梁焕财,牺牲在大渡河畔;原江西军区特务团团长邓岷山,牺牲在会理城下;原江西军区国民经济部长欧阳崇庭,牺牲在贵州水城县郊大水湾。真是万里长征路,里里兴国魂。

兴国县有许多烈士是参加战斗后没有音讯的,家里的亲人一直在等待他们。王孚善,曾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1935年率一支游击队突围后,一直没有音讯。他在家里的房子是木头建的,房顶盖的是杉树皮。他出去革命后,房子没有人住,几十年乡亲们年年帮他修缮着,等着他回来的那一天。担任苏区少共中央分局书记的李才莲,1935年率领部队突围后,一直没有他牺牲的消息。他的妻子池煜华,现已95岁高龄。半个多世纪以来,在兴国县茶园乡小山村的土屋内,一直苦苦地等待着他归来。兴国县有许多这样的妇女,她们半个多世纪等待着那些“沙场未归人”。

第三部分 模范县精神

苏区兴国之所以能创造第一等工作,成为模范县,首先是苏区兴国的干部群众具有高昂的精神状态。模范县精神是毛泽东、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精心培育形成的,是苏区优良传统和作风的集中体现。它与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等一脉相承,既有共性又有个性。它是井冈山精神在苏区时期的深化和发展,又是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的先河和源头。

模范县精神内容非常丰富。它的实质和精髓,突出地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死到阴间不反水,保护共*党万万年”的坚定信念。

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革命必胜的信念,是苏区兴国人民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陈奇涵毅然离开国民党,“脱掉皮鞋穿草鞋”,表现了坚定跟共*党走的决心。兴国县第一任县委书记胡灿,在1931年国民党反动派烧了他家的房子后,写信告诉妻子赵自如说:“房子烧了不要紧,只求人在值千金,共产主义定实现,阶级仇恨永记心。”江善忠,曾任江西省裁判部长。红军北上后,他在游击战争中与敌人遭遇,为掩护战友转移,他毅然将敌人引到一处断崖,坚持到弹尽粮绝,面对敌人的叫嚣,用鲜血在衬衣上写下“死到阴间不反水,保护共*党万万年”的遗言后,英勇跳崖。模范县委书记谢名仁,在敌人严密包围中对战友说:“革命总是要胜利的,我谢名仁哪怕只剩下一人一枪,也生不投降,死不叛党!”1935年6月在南昌被害时年仅28岁,被方志敏称为“不愧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马前托孤”的女英雄李美群,是江西省委妇女部长、苏维埃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游击战争中被俘。她在狱中坚贞不屈,无所畏惧,表现了一个共*党员的浩然正气和铮铮铁骨。牺牲时年仅25岁。由此可见,支配苏区兴国人民为革命奋斗到底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革命必胜的信念。他们投身革命,既不是为了光宗耀祖,也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是为了天下受压迫受剥削的穷苦百姓能够在政治、经济、文化上获得彻底的解放。

2、“什么事情都替群众想到”的公仆意识。

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是中国共*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宗旨。打土豪,分田地,使广大农民摆脱封建剥削的枷锁,获得宝贵的土地,政治上经济上翻身作了主人,这是党和苏维埃政府为贫苦农民谋取的最大利益。党和苏维埃政府领导苏区军民团结一心,坚决打击和消灭进攻苏区的国民党军队,保卫红色政权,保卫土地革命成果,还是为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农民群众生产、生活上遇到困难,党和苏维埃政府组织起耕田队、犁牛合作社、粮食合作社、消费合作社等,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这些都是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利益。

毛泽东同志指出:“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凡群众生活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大至分田造屋、架桥铺路,小至油盐柴米、生老病死,苏区兴国的干部无不想方设法予以解决。贫农马荣海的房子被火烧了,长冈乡苏政府发动群众捐工捐料三天就给他盖起来了;红军家属刘长秀的小孩生了疮疖,村代表主任彭国亮就亲自为他寻医问药。所以群众感动地说:“共*党真正好,什么事都替我们想到了。”毛泽东表扬兴国的干部:“他们把群众生活和革命战争联系起来了,他们把革命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任务问题同时解决了。他们是认真地在那里进行工作,他们是仔细地在那里解决问题,他们在革命面前是真正负起了责任,他们是革命战争的良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又是群众生活的良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正是因为共*党和苏维埃政府真心实意地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群众才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拥护苏维埃。

3、“一切力量给予战争”的无私奉献精神。

北京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内陈列了一幅珍贵的锦旗,上面绣着“一切力量给予战争”八个大字。这是1933年9月,中共江西省委授予兴国县“全省支前参战工作”的优胜奖旗。苏区兴国人民确如锦旗所言,把一切力量都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苏区兴国的共*党员和人民群众都知道:共*党不为自己谋私利,专为穷人谋利益。共*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解放劳苦大众,消灭剥削制度,实现人人平等,创造美好生活。因此,每一个干部群众都把共*党看作是自己的救星,把革命看作是自己的义务和责任。他们对革命特别忠诚,具有为革命无私奉献、勇于牺牲的精神。要钱给钱,要物给物,要扩红就当红军;前线打仗不怕牺牲,后方支援竭尽全力。尽其所能,倾其所有,把一切力量都给予了革命战争。

兴国人民对革命的奉献和牺牲完全建立在自愿自觉基础上。如购买公债,长冈乡5000余元公债,“全是会场认购,全不按家去销,全是宣传鼓动,全不强迫摊派,经过四次个别宣传,四次全村大会,而从开始至销完共只有十五天”。在扩红运动中,兴国人民懂得“先有国,后有家,踊跃当红军,保卫苏维埃”的道理,全县到处出现“母送子,妻送郎,兄弟争相上战场”的动人场面。

正是由于苏区千百万群众具有无私奉献、勇于牺牲的精神,把一切力量给予战争,组成了真正的“铜墙铁壁”,才胜利粉碎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和第一、二、三次“围剿”,建立和保卫了革命根据地及其红色政权。

4、“自带干粮去办公”的艰苦奋斗精神。

艰苦朴素,勤俭节约,这是苏区干部的一大特点,也是共*党人的政治本色。兴国的各级干部虽然掌握着党和政府各方面的权力,但始终与群众艰苦与共,患难相依,“有盐同咸,无盐同淡”,没有一点特殊,真正做到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苏区时期,正是战争年代,加上国民党的经济封锁,苏区的物质生活异常艰苦。当时,从中央政府主席到乡村工作人员,除少量技术人员外,大家都没有薪饷,只有少量伙食尾子。1933年冬,为了克服困难,节约经费,家住苏区本地的干部,连伙食费也不要公家发,自己从家中背米去办公。后方工作人员,每天只吃两餐,节约一餐口粮支援前线。当时有句很响亮的口号:“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一首流传在苏区的兴国山歌真实地反映了苏区干部的精神风貌:

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

日着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打灯笼。

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启耀,带头从家中背米去省苏机关吃,不要公家发伙食费。他妻子一时不理解,埋怨他:“当个主席,连饭都赚不到吃,真没有用。”刘启耀耐心地给她讲道理,说明共*党人当官,不是为了发财,而是为了人民谋幸福,妻子的思想终于通了。后来,刘启耀没有时间回家背米,他妻子就从龙口家中挑米送到宁都。见到刘启耀,便开玩笑说:“老公老公,饭要我供。”刘启耀听后,笑呵呵回答:“革命成功,吃穿不穷。”1935年初,刘启耀因在宁都领导游击战争时被敌人打散,与组织失去了联络,就在遂川县一带隐蔽。他虽然衣衫褴缕,乞讨度日,但谁也不知他腰间竟藏有一大包作为党的活动经费的金银。他知道:这些金银,是党的经费,自己再艰难,也不能随便动用。1937年初,他联络了一批隐蔽在各地的苏区干部,成立了中共江西临时省委。这时,他才将珍藏了3年之久的金银拿了出来,被人戏称为“腰裹万贯的讨米人”。

5、模范带头、身先士卒的表率作用。

兴国的同志们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其主要经验,就是干部党员能在各项工作中起榜样示范、模范带头作用。这是模范县精神的突出表现,也是团结和带领群众勇攀高峰的关键因素。凡是要求群众做到的事情和完成的革命任务,干部和党员首先做到,做群众的表率。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兴国县创造了党员和干部的“十带头”制度,即:政治学习带头,军事训练带头,执行勤务带头,参军参战带头,遵纪守法带头,购买公债带头,节省粮食带头,发展生产带头,移风易俗带头,优待红属带头。同时提出要成为“四个模范”,即:扩大红军的模范,土地革命的模范,干部作风的模范,经济文化建设的模范。在公债发行中,县苏国民经济部长欧阳崇庭,带头买公债,把妻子卖猪的钱都拿去用了。长冈乡购买公债最多的一户就是长冈村代表主任中共党员万必才。长冈乡新溪村代表主任彭国亮在动员群众借粮支前的大会上说:“我们宁愿自己不吃,也要让红军吃饱,好消灭白狗子,保卫根据地。”会上,他毫不犹豫地带头把自己家里仅有的度春荒稻谷全部借给红军兵站,而自己与老婆孩子坚持吃青菜杂粮度日。

6、创造第一等工作的进取精神。

工作上勇攀高峰,人人争创“第一等的工作”,这是苏区兴国干部群众的崭新风貌,也是模范县精神的集中体现。兴国县的党员干部,领导人民群众,在10个方面成为苏区的模范,是创造“第一等工作”的典型,确实无愧于“模范兴国”的光荣称号。1934年1月27日,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表扬道:“兴国的同志们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值得我们称赞他们为模范工作者。”并号召“要造成几千个长冈乡,几十个兴国县”。在大会上,毛泽东向代表们赠发了《长冈乡调查》,称赞长冈乡的工作是“苏维埃工作的模范”,长冈乡的干部是“模范的长冈乡工作人员,可尊敬的长冈乡工作人员”。作为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表扬一个县的干部群体“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这是多么崇高的荣誉!也是毛泽东一生中唯一的一次。

综上所述,苏区兴国模范县精神,概括地说,就是坚定信念,甘当公仆,无私奉献,艰苦奋斗,模范带头,争创一流。

兴国人民的光荣革命历史,在中国革命历史和中国共*党历史上确实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这是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一座永恒的丰碑。兴国的先辈们,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和共和国的诞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兴国人民饱受了战争的创伤,几十年都难以抚平。直到现在,兴国县还有10万多名烈士亲属,2000多名伤残失散红军。1980年4月,聂荣臻元帅给兴国烈士陵园题词:“在中国革命战争中,兴国的人民贡献殊多,牺牲很大,对兴国的革命先烈更值得我们永志不忘。”这一题词表达了曾在兴国工作和战斗过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兴国人民的真挚感情。

江总书记1996年9月视察赣南时说:“在革命战争年代,老区人民跟着党,艰苦卓绝,前赴后继,为了中国革命胜利,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作出了重大贡献,形成了光荣传统。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忘了老区人民。我们要把老区的精神和传统世世代代传下去,永远发扬光大!”胡总书记2003年8月30日瞻仰兴国革命烈士陵园时说:“革命前辈们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培育起来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传统,对我们坚定信念、鼓舞斗志、做好工作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永远是我们在前进道路上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不断夺取新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我们工作、生活在兴国的同志和兴国的后代们,更要牢记先后两任总书记的教导,不能忘记我们的先辈为革命作出的贡献和牺牲,自觉地继承和发扬先辈的光荣革命传统,保持昂扬的精神状态,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坚决贯彻十六大精神,紧抓“第一要务”,牢记“两个务必”,实践“三个代表”,与时俱进,赋予苏区干部好作风和模范县精神新的时代内涵,使之在新时代放射出新的光芒,再创新的“第一等工作”,为兴国的发展和腾飞贡献自己的力量,“为争取永久的模范县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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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论:

游客在2010年6月23日留言:象江西省兴国县死了这么多的战士,为共产党做出最大贡献,应该对我们的祖先做一点贡献,让他们在阴间安息

游客在2010年3月30日留言:既然我们兴国县的历史这么悠久,怎么这里的发展那么慢呢

游客在2010年3月28日留言:红色兴国万岁,祝愿兴国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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